《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九一八事变》 米玉萍
如何找到武装入侵的借口呢？日军又制定行动计划，在沈阳城北郊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他们自行炸毁了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反污蔑是中国士兵所为，借故进攻沈阳城。
日本为什么要选择沈阳城作为首攻的目标呢？这主要是当时的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日本选定沈阳为夺取“军事行动”的爆发地，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击破”，以便能控制东北之中枢。再者，这与1931年春关东军制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所规定的“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的原则也是一致的，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是早有图谋的。 柳条湖事件是关东军内主张武力侵占东北的激进人物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精心策划的。其具体计划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爆破地点，决定在距沈阳2．5公里处的柳条湖，因为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再者就是这里距北大营只有几百米远，便于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二是把时间安排在9月28日，这时庄稼已经割倒，大地裸露，便于作战；三是以铁路爆炸声为信号，开始炮轰北大营，发起全面攻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 为了不泄露机密和暴露目标，板垣和石原精心物色人物，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少校和今田新太郎上尉，让他俩负责组织爆破铁路的秘密班子。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阿本末守中尉找来，向他下达密令，让他具体实施这一计划。 后来由于内部的意见分歧，遂决定18日动手，并又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今田准备好了42个黄色方形炸药包，等有关柳条湖爆炸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9月18日入夜，川岛连长率领105名士兵向文官屯以南地区出动，在距柳条湖爆炸地点3公里的地方进行前哨指挥。具体负责爆炸活动的是河本，他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名部下去现场，把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包放在西侧铁轨接口处的两侧，并将它点燃起来，这时是晚上10时20分左右。轰然一声巨响，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所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我北大营驻兵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今野去向川岛报告，说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这时呆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官屯的川岛连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在现场附近直接监督实施爆破任务的今田，此时也挥舞军刀，杀向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我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劲旅第7旅，约12000人，军官大都是陆军军官学校或讲武堂毕业，也有部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士兵一般具有初小文化，也有中学毕业生，素质好，装备也好，所以日军发动事变，把7旅作为主攻目标。 7旅的驻地北大营，南距沈阳城三四公里，东距东大营10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距柳条湖不足500米。当日军炸毁铁路时，北大营7旅的官兵已经就寝，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向营房冲来，情况十分危急。619、620和621三个团迅速集合队伍，准备对付来犯之敌。 由于国民党政府事先命令部队将武器封存，事变发生当晚，旅长王以哲竟离开营区去参加水灾赈济会，3名团长中有2名归宿家中。爱国官兵不顾一切地砸开库门，夺取了部分机械弹药。官兵们“各持枪实弹，怒吼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有许多士兵已“装弹入膛，准备还击”，在这紧急的关头，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什么“军队的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得还击，原地待命”，什么“对进人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甚至还有蒋介石的训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 对于上司传下来的“不准开枪还击”的命令，官兵中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他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提出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的欺负我们呢？”带队的军官也被问得哑口无言。 尽管上面有道道命令，层层“圣旨”，并没能阻止爱国官兵的抵抗。在日军逼近7旅营房时，参谋长赵镇落、620团团长王铁汉等人商议，决定还击入侵之敌。于是，在旅部和621团附近的林荫路上，突然响起了还击的枪声，被迫处于绝境的官兵，出于愤怒和正义，向日军开火了。机枪、步枪吐着仇恨的火舌，向鬼子兵射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半夜子时。 九一八之夜，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官兵都是英勇的，他们为了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7旅620团毙伤日军40余名。他们是在“不准抵抗”的命令下这样做的，其精神就显得尤为可贵。 19日零点50分，当日军攻占北大营后，步兵第29团按照板垣的命令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了进攻。第一、二路日军进攻南市场和北市场，第三路日军进攻沈阳城。为配合日军进攻沈阳城的行动，本庄繁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支援攻击沈阳的日军。日军立即行动，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向沈阳发出13列军车，以加强日军的战斗力量。 三路日军齐头并进，向沈阳城扑来。先行占领公安局、警察局分所等要害部门。沈阳城内约有1．5万名警察，由于他们事先也接到了上级“不难抵抗’的指示，因此战斗意志松懈，思想麻痹，毫无戒备。在日军的突然包围之下，被强迫缴械。遂之一切官厅衙署先后被日军占领，“紧要物品，悉被掠夺。各机关之首领员司，除微服逃避外，悉被日人软禁。”至19日早6时30分止，沈阳城全部被日军占领。 被日军占领后的沈阳城，一片狼藉，大街小巷，日军遍布，充满了恐惧感。日军的飞机在空中侦察、扫射，装甲车在市街上横冲直撞。日军还把炮台置于沈阳城鼓楼的旧址之上，还封锁了各交通道口，持械盘查行人，对稍有不满或有反抗行为的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戮，街市上混乱不堪。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日本兵，专门搜捕我方文职、军职官员，对捕获到的军官迫令签字承认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先行发起攻击，并把他们反绑双手，看押在街头。日本帝国主义做贼心虚，自知理亏，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强行推给中国，反污陷我方，其强盗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日军在城内还进行了大肆洗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管是机关衙署、学校银行，还是官私宅邸均在劫难逃。例如中国银行的4000万两白银被掠劫，汤玉麟公馆“被日军掠夺之财物及军需物品约载十余汽车”。各机关文书、档案被焚毁，邮政总局被烧……城内硝烟弥漫，街头尸体横陈。沈阳全城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市民闭户、路少行人，呈现出悲凉之状。 在北大营发生激战时，日军第29团开始向沈阳城发动进攻。19日上午，日军相继攻占沈阳市南市、北市商埠地和大小西关一带，驻在这里的中国警察分局按黄显声命令奋起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力战不支，不得已向东关公安总队撤退。在抵抗日军进犯的战斗中，中国公安警察有二三十人为国捐躯。 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第2师团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又向东大营发起了攻击。东大营，位于沈阳城东约10公里的东山嘴子，是东北军的第二大营区，东北讲武堂的所在地，驻有讲武堂学员和第7旅的1个营。9月18日夜，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东大营也同时遭到炮击。但是由于切断了省城所有电线，东大营和北大营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失去了联系。正当他们不知所措急忙商议应对之策时，见北大营火光冲天，方知已陷敌手。 北大营既已陷落，东大营孤掌难鸣，难以对付强大的日军，所以，当19日上午日军由南北两面向东大营围攻时，驻军及讲武堂学员不得不全部退出。当时的将官们不忍离去，兵士们抱头痛哭。中午12时，日军占领了东大营，而后“大肆搜索，所有一切军械子弹钱款以及一应紧要品物，悉数搜掠净尽”。 紧接着，日军又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沈阳兵工厂也叫东三省兵工厂，地址在大东边门外东塔以西（东塔以东为飞机场），1921年建成，1924年进行扩建。工人最多时达2．5万人。厂内聘有日、德、奥、俄、瑞典等国的技师，能够生产各种炸药、各种口径步枪、轻重机枪、各种口径大炮、地雷，以及各种枪弹、炮弹等。该厂是奉军军火的主要生产基地。19日上午10时，日军在枪杀守厂卫兵40余名后，强行占领兵工厂，然后由他们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大门，并立上“日本军占领”、“除日军外，出入者格杀勿论”的字标，赤裸裸地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塔飞机场里有先后从意、法、德、英、美等国购进的各种类型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教练机、民航机等262架，这都是东北空军1921年始建后，张学良先后任航空处长和航空军司令时逐渐买进来的，使东北空军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可惜在九一八事变时，机场接到上级的电话命令：“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空军参谋长陈海华没了主张，束手无策。就这样在“不难抵抗”的命令限制下，武器装备齐全的262架飞机，在19日上午10时被攻占机场的日军掠为己有，并在飞机上涂上“日徽”标志，在东北航空军司令部牌子上贴上了“日军占领”字样。东北军10年惨淡经营起来的东北空军毁于一旦。 九一八事变，给沈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的损失。无数房屋被毁，大量官私财物被掠劫。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到18亿元以上。而军械弹药物资的损失更为严重，损失飞机262架、各种口径大炮3019门、战车26辆、各式机关枪5864挺、各种步枪和手枪118206支，以及各种枪炮弹药、被服、粮秣等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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