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大话佛教东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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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玄奘西行（中）
　　大漠深处一片天地玄黄，上不见飞鸟，下不着走兽。玄奘一个人走在阳关如血的晚霞之下，残阳在万里关山的另一边露着半个阴沉的笑脸，看着这个无助青年艰难地从黄沙中行进。流沙如盘旋在半天的饿鹫，不时扑上来吞掉玄奘身后刚留下的脚印，它在轻蔑地等着这个即将的猎物倒下的一刻，那时流沙便会以最不着痕迹地方式将他裹入腹中，西行路上将从此少一位寂寞僧侣，沙丘下则多出一具异客残骸。
　　
　　不过，我们的玄奘同志运气可没有这么衰，走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境内时，他开始交好运了耶。高昌在当时的西域算是个大国，国王麹文泰是位虔诚的佛教徒，这两年，大唐与突厥一直在自己的家门口打仗，以至于商路断绝，行僧稀少，这让麹文泰觉得挺不爽的。这一天，他听到哨兵的报告，说有个似乎是从大唐方向来的和尚正在偷越我国边境，是不是把他就地拿下。麹文泰一听，双眼放出亮光，说，给我留下活口。
　　
　　唐僧就这样被带进了高昌王宫，宾主落座，麹文泰决定与玄奘聊聊自己多年来参佛悟法的心得。一谈之下，高昌国王大为惊奇，他发现面前这个唐朝僧人吐故纳辩，字字珠玉，佛理教化有如清泉甘露，直抵老国王的心田。神人呀，听你说话怎么那么舒坦呢，听几晚也不够，干脆你给我留下吧，没事就听你捞叨捞叨，比含“清嘴”含片还有用。
　　
　　高昌国王以正当酷暑，跋涉不易为由，留唐僧在高昌住了一个夏天，还没听够，于是跟玄奘商量，我给你置办个大宅子，咱老哥俩（麹文泰与唐僧刚结拜为兄弟）没事就在一起切磋佛理，岂不是比你去西天取经要来的容易吗？
　　唐僧说，我还有学业在身，佛祖召唤，莫敢不从，你那大宅子先给我留好，等我天竺回来再来受用。
　　高昌王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看我好说话是不，刀斧手侍候。
　　唐僧也来了犟脾气，说，忘了告诉你了，我可是吓大的。生亦何哀，死又何苦，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杀我呀！（跟石磐陀说的是一样的）。
　　
　　高昌一看玄奘去意已决，无法强留，于是与玄奘有约在先，你从天竺回来的时候必须要在高昌国先传法三年，才可东归。玄奘欣然应允，心想，我干嘛那么傻呀，回来的时候我不会换条路把你绕过去吗，哎，唐僧回国的时候真的就转道龟兹，从新疆南部回了中原，看来这唐僧人也挺不厚道的。再后来这个高昌国被大唐灭了（640年大唐在高昌故地设西州府），这位麹国王终究没再见着他的玄奘弟弟，所以我想他临死时一定说了这样一句话，千万别相信河南人（这句纯属搞笑，河南网友们看到了可别生气呀）。
　　
　　麹文泰为唐僧准备了25人的护从队伍，又拿上高昌国的介绍信送唐僧继续西行。再往西走就进了西突厥的领地，唐僧在《大唐西域记》中对这些突厥人的评价是“人性犷暴、少信佛法、僧徒甚少”。当时的突厥叶护可汗正与大唐处于战争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唐僧要求西行而被拒签的原因）。不过，好在有麹文泰的文书，突厥王也没有多难为唐僧，顺利地放他过境。玄奘来顺便去参观了一下大唐在西域的两个重要军事据点----坦逻斯城（后来高仙芝的唐军在这里与阿拉伯军队打过一仗）和碎叶城。唐僧在《大唐西域记》中对这两城的描述成为后世研究大唐边关形态的重要资料，比《唐书》上的记载还要详尽。这时李白还没有出生，所以唐僧到碎叶城的时候也就没能顺便去拜访一下这位后来的诗仙了。
　　
　　唐僧的《大唐西域记》不是一本简单的游记，他忠实记录下了中亚印度一带大量珍贵的地理民俗，在中国旅外游记中，上下几千年间，再没有哪本书的记录可与之比美。唐僧自言他经过了西域、天竺大小128国，书中除生动描述了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印度雁塔传说、那烂陀学府外，对佛祖成道、涅磐等无数佛陀圣迹的具体位置都有详尽的记载，近代以来，英国考古者也正是参考了《大唐西域记》中的解说，最终解开了鹿野苑、蓝毗尼花园等圣迹的方位之谜。
　　
　　贞观五年（631），唐僧经阿富汗、北印度、中印度，来到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这一行他走了三年时间（比法显走的要快，想想也是，法显西行的时候都60多岁了，哪有唐僧腿脚快呀）。当时那烂陀的主持是百岁高龄的戒贤和尚，他对唐僧能不远万里、踏破关山前来求法很是感动，以上宾礼仪招待玄奘，并亲自向唐僧传授《瑜珈师地论》。
　　
　　玄奘这个人太聪明了，不仅全部学会，还触类旁通，结合中原已有的一些佛学研究成果，对于完整的唯识理论（唯识就是前面讲过的有宗，以区别于空宗的中观思想）都有更进一步的参悟。戒贤一看，这个人了不得，只做个留学生有些可惜了，你来作客座教授吧。由此玄奘开始在东印度鸠摩罗国开坛讲授《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这两论都是那烂陀以外的体系，众印度僧人一样听的如痴如醉。
　　
　　唐僧的名声在东印度大起来了，中印度的戒日王（这个人我们在第八章里已经谈过的）听说后可眼红了。他给鸠摩罗国王发了一份正式的外交文书，让他把唐僧送过来，戒日王也要听听这中国和尚是怎么念经的。
　　鸠摩罗王说，那不行，我们自己还没听够的，你们先后面排着吧。
　　戒日王可不是吃素的，说，你还给脸不要脸啊，限你马上把唐僧送过来，否则，士兵们，骑上大象去把鸠摩罗国给我踏平了。
　　鸠摩罗王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服软，他说，哦是这样的啊，那好吧，我这就把唐僧送回去，你们听完经后可得记着给我送回来噢。
　　戒日王一阵咛笑，没问题，你们就慢慢地等着吧。
　　
　　642年，唐玄奘来到印度第一强国摩揭陀国的首都---曲女城，在这里
　　召开大会升座讲法。这次大会共来了印度18国的国王，僧侣3000余人，列席的婆罗门2000余人，除了各国国王及少数名僧外，其它人等只能在殿边侍立，这个场面在古印度的历史上也是极少出现的。唐僧讲了十八天（真够能说，大话西游里那么编排他一点也不为过），其间无人能正面提出责难，唐僧问了三遍“any question?"见无人应声，就对戒日王说，那就这么着吧，我们散会。
　　
　　这次曲女城结束后，唐僧向戒日王告辞说，我答应了我的高昌王GG要去他那讲法三年，盛情难却，你这没啥事我就先回了（又接着茬来骗戒日王了）。
　　戒日王说，那你就回吧。
　　唐僧一看戒日王不留他，倒有些不自在了，只好进一步地说，我从高昌来的时候，高昌王还派了25个卫兵来送我，你看，我在印度混了那么久了，自己一个人回去是不太没面子了，你是不也。。。意思一下。。
　　戒日王一听，说，哦，这好办，我这正好有100多个你的老乡（后来考证可能是西域国人）也要回去，你就跟他们一起走吧。
　　
　　唐僧很郁闷地混同在这些“老乡”当中于643年起程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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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玄奘西行（上）
　　中国从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兵陷长安算起，到隋开皇九年（589年）陈朝灭亡，大分裂期持续了近280年（前面三国期还有近100年的战乱）。大乱之后的中华大地，一种长期被压抑、被积聚起来的巨大生命活力的原始能量，以一种令人眩目的方式冷不丁地爆发出来。由此，大唐盛世孕育而生了。
　　
　　李唐王朝把祖先一直向前追溯，追到西凉王室还不够，再往前找，终于找到了春秋时代的老子李耳。李渊说，好，老子的名头靓，我们的祖宗就是他了。老祖宗自己有一套家学，就是道教，所以李唐王室是崇道的，然而大开放的盛唐对佛家也不岐视，一样加以扶持。生活在这个黄金时代的中国人是幸福的，思想解放、兼收并蓄的大背景为他们一展身手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间。一位叫陈袆的河南小青年就是这样想的，他最初是在家里的被窝里想，然后偷偷把这个念头说给自己的二哥听，再后来他终于憋不住了，他决定到个更大的场合把这个宏愿讲给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机会在陈袆13岁的时候终于来了。
　　
　　公元612年，洛阳地区准备度僧二十七名（经过两次法难后，政府比较重视控制度僧的数量，所以一般每年由地方政府经考试决定一定数量的人可以出家，名额有限，考试自然也就非常严格）。这次主考官是大理卿郑善果，他注意到这位叫陈袆的年青人年龄明显不到度僧的标准，本想告诉他这次“高考”没有少年班，你还是回家等长大了再说吧。然而陈袆的经论答辩却很精彩。于是郑大人把陈袆叫过来，问他，你出家的目的是什么？陈袆朗声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叹其器宇不凡，志向远大，于是破格以沙弥身份度陈袆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号玄奘，一代高僧由此登上佛学经坛。
　　
　　隋唐期经几百年的译经后，中国的佛教典籍也就多如牛毛，由于译经时间不同，译经师自身的修为有别，很多佛法的具体译解也各异，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给大家辩教带来了困难，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经书，越争越进了死胡同，谁说的对呢？玄奘20多岁的时候，在长安与当时的名僧法常、僧辩，辩论《摄大乘论》上的义理，玄奘质疑问难，纵横论驳，其智慧与天才，深为时贤所惊服。然而不服的人也有，他们说，你玄奘不过是一沙弥，说的再好听又有什么用，我们也是论有所据的，除非你证明给我们看，这些经籍译错了，否则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
　　
　　这是个令玄奘很难答辩的责难，要证明何为真何为伪，那就只能从印度老师那里才能得到权威的答案，于是玄奘动了去印度取经的念头。
　　
　　这念头一旦有了，玄奘GG就象刚有了初恋对象的蒙昧青年所表现出的症状一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对着月亮发呆，看着山花傻笑。如此苦度过无数个无尽长夜后，在一个远天晨光刺透云霭、薄红秀绿浸染禅林的早上，玄奘终于下定决心向当时的大唐政府请愿西行。他兴冲冲地跑到大唐出入境办事处，隔着高高的柜台将自己的申请表虔诚地递进去，只听砰一声，对面小窗口里的签证官，面无表情地盖上一个章把表格扔了回来，玄奘一看，章上只有两个字----拒签！
　　
　　大唐的出入境管理是比较严的，平民不可以随意出关，对僧人这个规定则更苛刻。这回玄奘不再犯相思病了，他有了决心便不忌惮别人的阻挠。第二年，长安一带发生大灾荒，朝廷放宽出境限制，允许僧侣出外就食。玄奘乘机遛出长安城门，牵着瘦马走上西风古道，从此玄奘知道，前方不会再有小桥流水人家，只会多了一个断肠人在天涯。
　　
　　玄奘西行的第一难是唐朝政府给他找的。唐僧走到凉州时，朝廷的通辑令也同时发到了当地政府，玄奘在长安也算个小有名气的僧人了，唐廷对他这种擅离僧团，独自西行的作法很不满，要求凉州的官兵把他扣下。玄奘这时只有“宁可西去而死，决不东回而生”这一个信念了，他偷偷绕过凉州边防继续向瓜州（甘肃安西，出了这里就离开了大唐控制的国界）走。
　　
　　瓜州已接近大漠，水草稀疏，玄奘又不敢在人烟多的商路上走，此行就越发艰难了。这时唐僧碰到个叫石磐陀的胡人，答应帮他带路，唐僧很高兴，拿出所有盘缠，买了两匹马，与他一起骑行西出大漠。这位石磐陀是玄奘西行过程中唯一一位同伴，而就是这位同伴不久就对唐僧身上的钱物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走到一处沙丘前，石磐陀不走了，拔出刀对玄奘说了以下一段著名的对白：
　　一路上你没事就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叽叽歪歪，就好象整天有一只苍蝇，嗡……对不起，不是一只，是一堆苍蝇围着我，嗡…嗡…嗡…嗡…飞到你的耳朵里面，救命啊！。。。所以呢我就抓住苍蝇挤破它的肚皮把它的肠子扯出来再用它的肠子勒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拉，呵－－！整条舌头都伸出来啦！我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净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杀你了吧！
　　唐僧盘腿端坐，说，悟空，不对，是石磐陀，你诸多借口，你根本就不想去取西经！说那么多干什么，你杀我呀！
　　
　　石磐陀被这一激，也没了下手的勇气，其实石磐陀要的是唐僧的马，大漠深处，杀不杀唐僧灭口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石磐陀抢走了唐僧的财物，丢下玄奘而去，边走边说，切！说自己有仨徒弟保佑你去天竺吗，还说有什么白龙马，还有个观音姐姐在天上罩着你。我跟你走这么远了，怎么一个也没见着。。。
　　
　　就这样，唐僧唯一的同伴弃他而去，唐僧望着西行漫途，不知这后边的路该怎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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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十三棍僧救唐王
　　隋朝初期的文治武功还是很值得称道的，比如修大运河、征突厥、征吐谷浑，三征高丽。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隋炀帝准备第四次征高丽的时候，发现征不动了，国内河南、河北、江淮的农民起来造反。隋炀帝看了看烧遍中原的战火，决定留在扬州的“花都”不走了，结果关中人为主的禁军思乡心切，干脆抬出宇文化及为首领，把隋炀帝给杀了。
　　
　　隋末的大乱世持续了近20年，由饥民组成的起义军们如煌虫过境，席卷北半中国，他们打破官城、劫掠粮仓后，开始把下一步的目标对准了钱米富足的寺庙，在河南境内就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攻击对象，这便是当初达摩住过的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始建于北魏文成帝年间，据洛阳有地利之便，所以佛业兴隆、僧徒云聚。隋文帝曾下旨敕修，并赐柏林良田100倾供养少林寺的僧人，因而在当地甚为富足，庙塔林立。大乱世中，这块流油的肥肉什么人都想来吃一口，然而想吃肉的人牙口还要好，因为这里的和尚没有想象中的温良恭让，他们有一支后来蜚名海外的武僧队伍。
　　
　　少林僧人的习武传统自建院之初就有。这里的和尚每天念佛打坐久了觉得无聊，部分继承北方人尚武习惯的僧人开始修习棍棒拳脚，一为健体，二为防身。这种操练随着历代的增补逐渐形成一些固定的套路，少林武功也就开始名声大噪。后世人又反过来附会了不少传说，比如人们说达摩初祖圆寂后，二祖慧可在达摩洞中找到了一个铁盒，打开后发现了梵文版的功夫密籍《易筯经》和《洗髓经》，由此少林武术开宗立派。
　　
　　以上所言显然不足为据，经现代人考证，《易筯经》原为中华气功的一种导引术，讲求打通“任督”二脉，以使脉络通畅，这本书在达摩来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洗髓经》更离谱，原为道家御女采阴的房中术，经后人改写才沾了武术的边。
　　
　　不多扯了，后到隋末，农民起义军要打土豪分田地自然要拿少林寺开刀，于是就与少林武僧打了起来，谁胜谁败搞不清楚，反正农民军一把火烧了少林寺，这下与少林寺结下了梁子。公元621年唐王李世民进攻割据洛阳的王世充政权，听说少林武僧能打仗就邀他们来参加这次集体斗殴。和尚们也不含乎，拿起灶棒哨棍就上了战场。少林寺后来宣传这些武僧们先是“解救了被王世充围困的李世民，然后逼降王世充，生擒王世充侄儿王仁则（这就是电影《少林寺》中的蓝本，也不全是瞎掰的），为唐太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姑且信之吧。战后唐王要封赏为主的十三棍僧，只有一人接受了“将军”称号，留下当官，其他人都返回了少林寺。
　　
　　有此勤王之功，少林寺又接受了唐王朝更大的赏赐，因而历朝历代的战乱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如唐末的黄巢起义，明末的红巾军起义，基本上少林寺都是与农民军不对付。到了民国的时候，河南的两个军阀干了起来，少林寺支持其中的樊钟秀，结果最后是另一方的石友三打赢了，石友三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少林寺，这是少林寺多年兵火灾难中的最后一次。
　　
　　现在的少林寺是个旅游胜地，每天都游客如织。然而外行看热闹，大家多是在那些明清，甚至代现代建造的假古建前欣赏着飞檐画壁。其实嵩山最值得看的是它的塔，供奉历代高僧骨灰的塔林名气较大一些，但要看塔更该去的地方是少林寺山外的嵩岳寺塔，此塔建于公元520年的北魏年间，是中国目前保留下来最古老的砖石结构塔。喜欢古建的朋友们一定不可错过。
　　
　　塔的梵文名称叫stupa,中译为施堵帕，或浮屠（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印度最有名的佛塔是建于阿育王时代的桑奇大塔，造形半球状如一个大碗倒扣在地上。塔传入中国后逐渐向多边形楼阁式发展，逐渐有了现在的形制。中国的塔很多，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些，但从古建价值来说以下几个可以一观
　　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代，中国最高的木结构塔，塔身已略斜，游人可上至塔顶。
　　河北定州料敌塔，建于北宋，中国最高的砖结构塔，我9月份刚去过。
　　山东历城四门塔，建于隋，四方形，形制奇异，别有趣味
　　山西佛光寺印度塔，建于唐（或五代），印度式样，在国内不可多得，梁思成曾来此考察。
　　其它形形色色的塔还有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用baidu搜一下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很多是佛塔。中国古代建筑为土木结构为主，因此保存不易，这些佛塔代表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最高水平，实为佛教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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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隋文礼佛、天台开宗
　　《隋书》里关于隋文帝的出生，是这样描写的：皇妣吕氏（杨坚的妈）。。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当时的民俗是，王公贵人临产必到寺庙之中，以求佛陀的保佑），临盆的时候，只见满房间都被紫色雾气笼罩，映得人们的衣服都变色了。小杨坚生出来的时候，便相貌奇异，头上有角，身上披鳞。吕氏正发愁此子为何如此古怪，寺中有位来自河东（山西省）的尼姑走过来说，此儿非俗子，你们养不活的，把他交给我抚养吧。这就是杨坚生于寺庙，养于尼姑的来历。
　　
　　杨坚小的时候，这尼姑就对杨坚说，你是大贵之人，从东土而来，佛法当灭，由汝兴之。杨坚做了皇帝后向近臣谈起自己的前生时是这样说的，我的前生是印度的一位比丘，再往前说，就是佛祖身边的一位金刚。这还了得，当朝皇帝是金刚转世，这个朝代礼佛的程度还会轻吗？杨坚除了组织度僧译经之外，还在全国建了几十处舍利塔。他在长安东南建的大兴教寺，至今仍在（当然现在主要建筑都是明清时期的），唐朝中期的时候，不空等大师在这里译出密宗的诸多经典，所以兴教寺也是中华密宗的发源地和祖庭，关于密宗的事我们后面再来详细说。
　　
　　杨坚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也是位大力礼佛的皇帝，他还在江都作晋王的时候，听说父皇在长安受了菩萨戒，成为一位菩萨皇帝。杨广觉得这事有趣，决定也如法泡制一下。有资格给皇子主持受戒仪式的僧人自然不会是一般人，杨广打听了一圈，有知道门道的大臣对他说，你去把陈后主的国师--智凯大师请回来了吧。
　　
　　智凯是谁呢，他正是中华八宗的第一宗---天台宗的开山之祖（开宗后又追封了智凯之前的几祖，但智凯无疑是此宗最重要的一位祖师）。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以思想体系深刻完整著称的天台宗吧（在思想性方面，隋唐八宗中只有华严宗堪与其比美）。
　　智凯(538-598），俗姓陈，是南朝名门之后（父亲陈起祖曾作过南朝的孟阳公）。智凯17的时候，北朝西魏军攻克陈家所在的江陵城，智凯父母均在此战中丧生，智凯成了孤儿，由此出家为僧，师学法华三昧。《法华经》是大乘空宗中观思想的重要经典，智凯将其隔汇贯通，并开创了“定慧并重”的天台宗宗风。
　　
　　公元575年，智凯有感于南京僧团意气消沉、思想陈化之风（早一年是北方宇文邕灭佛的开始，南方的僧人们也受到这一事件的打击），离开南京率领弟子二十余人来到浙江东海之滨的天台山，结庵造像，开创了以山为名的天台宗。
　　
　　591年，在晋王杨广的一再恳请下，智凯出山到扬州为他授了菩萨戒，杨广有没有菩萨心肠不去说，他反正是先有了菩萨的称号。杨广一高兴答应智凯为他扩建寺庙。597年，智凯圆寂，杨广如约为他在天台山下建国清寺，这里也就成为中华天台宗和日本天台宗、日莲宗的共同祖庭。由于山清水秀，神奇幽秘，天台山一直是佛教著名的道场和名胜所在地。600多年后，这片名山之中又走出了另一位著名的传世高僧，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济公菩萨。
　　
　　天台宗由于地理位置之故，自开宗以来就不断与高丽、日本的僧人有紧密的往来，唐代会昌法难中天台宗的很多经典均散失，法难后天台宗的僧人要反过来去朝鲜求取本宗经书。正是由于中华天台宗与朝、日僧人的不断交往，使该宗一直具有着新鲜的生命力，至南宋时还颇为强盛，这在隋唐八宗中已算是比较长寿的了。
　　
　　与天台宗同时期的还有南朝吉藏（549-623）开创的三论宗。吉藏，俗姓安，祖先是西域安息人（外国和尚），吉藏年轻时南朝正是梁武帝当朝，佛学极盛。吉藏曾见过当时僧侣们最有人气的偶像----四大译师之一的真谛（真谛也是外国和尚，祖籍印度）。陈朝国破之时，吉藏从颓寺残垣中搜集到鸠摩罗什译的《中论》、《百论》、《十二论》等书，悉心研究，终有所得。以其学宗的经书命名，此宗派遂叫“三论宗”。
　　
　　三论宗也修习《法华经》，所以与天台宗有不少相通之处，两家高僧也常有来往，不过三论宗的法理思辩性很强，它与后来唐玄奘创立的法相宗一道，被称为中国佛教的两大“难治之学”。因而当后来的华严宗、禅宗相继流行之后，三论宗就渐受冷落了（再好的东西也要令大众容易修习才行，否则必然成为无本之木），唐武宗灭佛后，三论宗未能复苏，经论章疏遗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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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574年的一天，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御书房里颇为郁闷地批阅着奏张。今天的上表中有两份比较重要，一是大臣们关于废弃佛教的上书。这类上书最近以来一直比较多，综观废佛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佛教至北魏文成帝重新复兴以来，渐渐旧态复萌，民间官场礼佛无度，耗去太多的民脂民膏（说的也是，凿个大佛没个几十年无法完成，但老百姓除了多个磕头的地方外，别无一点收获）。
　　二、出家人不必纳税，很多老百姓争相出家，不劳而获，坐吃山空。北周时候国家人口有三千余万人，其中出家僧侣就有500万之多，平均六个人就有一个吃闲饭的，这国家的财政还不破产吗？
　　三、佛教鼓动民众消极待世，民不思进取，国不谋图强，实为当今社会一大痼疾。
　　
　　应该说，大臣们政治水平确实很高，以上诸条无一不说到点子上。周武帝宇文邕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命比较短，否则统一中国的美差不会落到隋文帝的肩上），佛教自后赵石勒奉为正宗以来，已在北中国独尊了200多年，其间积弊日深。宇文邕觉得该再次大力整治一下了。
　　
　　第二件重要的奏张是一位叫张宾的道士大臣上的，内容比较简单，里面说了一条最新的讖语（在古代讖语之术很流行，皇帝们都反复研究它的意义来获得上天的启示，比如“灭汉者当涂高”在五胡十六国期最很著名）。这条预言也很短，只有六个字“黑衣人夺天下”。
　　
　　黑衣人是谁，如何可夺大周的天下呢？宇文邕脑中阶级斗争之弦为之紧绷。思来想去，矛头又再一次对准了和尚。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和尚往往穿黑色的粗布僧衣（僧衣顔色到了唐以后才以灰色、黄色为主），莫非黑色衣夺天下，是指和尚中会有人篡了大周江山？两件事并到一起，宇文邕决定不能再对佛教徒们留客气了。
　　
　　宇文邕不象魏太武帝灭佛那样起于一时的莽撞，他推行抑佛的具体措施之前要先有个合理的借口，以表示自己的理性和公正。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儒、佛、道三家的辩论大赛，以辩论结果来决定扬弃的标准。
　　
　　可以想见，这次召开于1500年前的辩论大会场面一定是很壮观的，三教为自身生存考虑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辩手团，各位辩手本着“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冤家”的辩论精神，各自祭出本门绝技、使出看家本领，一时之间博古论今、臧否时弊、之乎则也、缘起性空。。。直说到唾沫星子四溅，日月星辰失色，苦战三天三夜，不舍分秒、只争朝夕，其盛况绝非后来的华语大专辩论赛可比。
　　
　　至于结果嘛，其实不难预测，三方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的波长频率都不同，又如何引起共振来呢？最后只好请周武帝评断，周武帝已先有了倾向性，等到了这时才充分暴露其“黑哨”本色，他庄严地宣布：此次辩经会，佛教大败！奇怪的是早先进谗言的道教也非胜出者，儒家最终后来居上，被宣布为此次大会的独家胜利者。想想这是儒家自汉亡以来重新登上中华意识形态的峰顶，众儒士不禁欢呼雀跃，额手相庆。
　　
　　不过他们的欢乐却是建立在佛教徒的痛苦之上。周武帝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彻底铲除佛教，所有非儒家的经典全部烧毁（又一次废黩百家独尊儒术），全国僧、道信徒除留下120人被授以“通道观”学士之位专心研究《老》、《庄》、《易经》外，其它人等全部还俗，四年间有四万间寺院充公为王公宅第，300万僧人返乡（在当年，300万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后来又集中遣返了一次，又有200万僧众还俗，由此可见当时北周国内僧人势力已何等壮大）。
　　
　　佛教遭遇了他们自传入中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劫难，究根结底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佛家学说间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周武帝要推行汉化、没收教产，就不能不从当时控制国家资源最多的佛教来入手。抑佛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宇文邕觉得防范了那个“黑衣人夺天下”的谶语，从此周氏政权可以永固了。
　　
　　然而世事难料的是，周武帝死去仅三年，隋朝就代之而起，结束了宇文家族的皇祚，并一统中国。很有讽刺意味的是，隋文帝杨坚小时恰是在尼姑庙里长大的，自然是身穿黑衣的。杨坚后来身任北周政权的大将军，并成为周宣帝的国丈，周武帝若知道自已还俗了那么多僧人却白白放过了真正的“黑衣人”杨坚，岂不死不瞑目。历史大势如一面照着天下苍生的魔镜，笑对着人间百态，还原着众生冷暖。
　　
　　杨坚建隋后于589年打过长江灭掉江南小朝庭陈朝，完成中华统一的大业。在宗教政策上他主张三教并立，共同发展，但杨坚不管怎么说也是尼姑养大的，对于佛教他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在实际运作上还是倾向佛教的，这样刚被灭了不久的佛教，再次恢复了活力，重新兴盛了起来。隋代名士陈士谦曾总结这一时期的三教局面为“佛为日，道为月，儒为五星”，儒家刚热闹了一阵就又当了佛家的陪衬。
　　
　　不过经两次灭佛（后面还有一次）事件，佛家也加快了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进程，进入隋唐以后，西来的印度、西域僧人已大为减少了，本土的僧人开始根据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并结合中华本土文明成果，创建出中国化的佛学宗派。隋唐八宗正是这样的大势背景下一一走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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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禅（Dhyana)，最初起源于印度的瑜珈术，主要是静坐、安心、数息等方式。释迦牟尼创教的时候，把这这种印度古老的修为方法也带入了佛教。后来禅学逐渐从这些具体的修练手段上升到观悟佛理的心意法门，在《景德传灯录》中就有这样一个佛陀示禅传法的故事。
　　
　　有一天，大梵天王（婆罗门教中的一个神）在灵鹫山上献给释迦牟尼一枝金色的菠萝花，请他向大众讲法。释迦先生登座后，也不说话，就是拿着金花向听众们比划了一圈，众人大惑大解，经堂里一时鸦雀无声。这时，站在释迦身边的摩诃迦叶忽然忍俊不住，点头窃笑（鬼才知道他是在笑什么）。释迦看见后，便对大众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实法，刚才都已传给了摩诃迦叶，你们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他吧。说罢佛祖离座而去，留下摩诃迦叶自己在那发呆，面对众生渴求的眼光，也笑不出来了，这时恐怕只有哭的心了。
　　
　　中国佛史里有个禅宗在印度的传承表，初祖迦叶、二祖阿难，传到十四祖是龙树，传到二十八祖的时候就是达摩了。东传到中国后，初祖是达摩，二祖是断臂立雪的慧可，三祖是僧粲。
　　僧粲临死的时候很苦恼，找来诸弟子问，你们说我该怎么圆寂呢。有的说，学佛祖吧，侧卧而逝，寂静涅槃；还有的说，学达摩初祖，坐禅入定，无声无扰。更有的说干脆学阿难，一叶轻舟，结庐而焚。僧粲说，不，我要死的跟他们都不一样，说完站直身体，手攀树枝，奄然而尽。（僧粲没留下太多故事，就这死法够酷的）。
　　
　　四祖是道信（580-651），他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把禅宗带到了庐山，在这里的大林寺住了十年。在前面已提过，庐山自从慧远大师（道安之徒，佛图澄之徒孙）于公元384年始建的东林寺道场后就是中国南方一处重要的佛教圣地。由于中华净土宗把慧远视为初祖，所以庐山东林寺也是净土宗的祖廷所在地（祖廷就是一宗中级别最高的寺院，建国前享有祖廷资格的寺院，往往还兼管着全国同宗各寺院的僧人流动和财政，相当于“省会”或“首府”）。
　　
　　东林寺至今仍香火旺盛，寺前有一处“三笑溪”，传说是当年慧远送陶渊明、陆修静下山时经过的。此三人在当年代表了儒、释、道三家的名角，所以他们的交往也有三教融一的意思。唐代李白游览至此有诗云:“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户（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后来的苏东坡、黄庭坚等人也都以此为题作过赞文，因而三笑溪是个庐山旅游中必去的名胜。
　　
　　道信在庐山住了十多年，后来转往湖北黄梅双峰山讲法三十余年，禅宗的重心已由最初的北方少林寺向南方转移。道信的徒弟是禅宗的五祖---弘忍（602-675）。弘忍在双峰山的东山寺开创了“东山法门”，聚众收徒，使中华禅宗初具规模。
　　
　　弘忍虽是禅宗第五祖，但论他在世时的影响力比前面四位都大，因而徒弟也收的多，这虽对普及禅宗有好处，但也带来了一些新麻烦，那就是弘忍之后接班人的问题。据最早的《弘忍传》记载，神秀在弘忍的高徒中是一直排在首位的，弘忍说“与神秀论《楞枷经》，玄理通快，心多利益。”至于慧能呢，他只排在十位高徒中的倒数第三，而且弘忍对他没有评语。所以关于“有没有树、有没有台、哪哪有尘埃”的，多半是慧能的南宗得势以后附会出来的。
　　
　　神秀（？-706）俗姓李，开封人。初学儒道，兼习百家，50岁的时候才去双峰山东山寺拜弘忍为师，很受弘忍的器重。弘忍死后，神秀在湖北荆州玉泉寺开宗传法，很快就禅名远播，公元700年，武则天在位时，将神秀请到东京洛阳开坛讲经，此后的唐中宗、唐睿宗都把他奉为国师，因此有称谓“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誉，可见神秀还是很能干的。神秀死的据说正好一百岁，由于他主要在北方收徒，所以被称为北宗禅，不过他的弟子们似乎不太争气，势头后来被南宗慧能盖过去了，现在的中国禅宗是以慧能这一支为主的。
　　
　　慧能（638-713），俗姓卢，生于广东韶州。30岁的时候求学于弘忍。按照《坛经》（敦煌本）的说法，由于慧能的那篇“该不该扫台子”的偈文写的好，弘忍秘密把衣钵传给了他，并要他赶快离开东山寺，跑的越远越好（这和尚们的是非还真多，传个衣钵象作贼一样）。慧能跑到岭南后在民间躲了一阵子（躲了16年）。后来他来到广州的法性寺听这里的印宗大师讲经。一天，印宗指着寺外的随风晃动的幡旗说，
　　你们看，何物在动。
　　僧人甲说，幡是无情物，因风而动
　　僧人乙说，幡不动，风自动耳
　　僧人丙说，风和幡都是无情物，因缘和而合动（两个一起在动）
　　僧人丁，哦不动，是我们的慧能和尚在旁边看不过去了，他说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汝等的心在动。
　　众人一听大为折服，从此慧能开始在法性寺受戒讲法，后来他到了韶州曹溪的宝林寺公开授徒，从而开创了南宗法门，正式与神秀的北宗分庭抗礼，禅宗经此“花开五叶，南北分宗”后，终于在中国佛教创新中登堂入室，开始了一代大宗的中国绵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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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梁武崇佛、梦断金台
　　北朝灭佛、礼佛这些事先讲到这里，回过头看看佛教在南朝汉族政权中的表现。这里我们要隆重推出佛教史上史无前例的崇佛皇帝---梁武帝萧衍。梁武帝的名字在中国佛教东传期的教史僧规中不断地出现，他将佛教推上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同时关于他礼佛的故事也非常的搞笑，为了充分地认识这一历史人物，我们先从南朝的政治讲起。
　　
　　南朝历史总的说来是由一批不争气的汉族皇帝们书写的。除了个别的皇帝（如刘宋武皇帝刘裕），其它人都短于进取，长于内斗，对恢复北方故土不积寸攻，杀起王室宗亲来却绝不手软。到了萧齐末年的时候更出了个东昏侯萧宝卷（其实他是皇帝，被废后才改称东昏侯，史家恶其名，只肯以这个废号来称谓他）。萧宝卷滥杀大臣那些事不赘述了，这里说说他发明的一个行为艺术。为了形象地向大臣们演示佛教典故，他用纯黄金凿成莲花，贴在地上，由他宠幸的潘妃在上面行走，叫做“步步生莲花”，走到哪里就铺到哪里。如此解说佛法，可知人民哪里还有什么活路。
　　
　　齐朝雍州刺史萧衍看到萧宝卷胡来，决定起兵反叛（以前萧宝卷杀了萧衍的大哥萧懿）。502年萧衍攻破南京，代齐自立，史称梁武帝。此时的北方，拓跋氏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不及十年，正在努力缓和鲜卑与汉人的矛盾，暂时对南方的压力减小。而梁武帝执政前期政治开明，思想进步，所以南方一度形成天下太平，百姓乐业的局面。如果能一直保持下去这种势头，南方对北方的弱势或许还可扭转，然而搞笑的事情在梁武帝信佛后随之就发生了。
　　
　　梁武帝最初是信仰道教的，道家当时讲炼药服丹、羽化成仙（中国的炼丹术也不全是迷信，最早的化学家葛洪就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道士），或许是梁武帝吃了道士炼的泥丸总也不见成效，想想还是佛教修习简便，又无服药的过敏反应，从此抛弃道教，改宗信佛。
　　
　　梁武帝的性格有点偏执狂的倾向，信了佛教后就迅速达到了痴迷者的程度，反正当时南朝国富民安，有的是钱，为了礼佛梁武帝就开始铆足劲建寺造像。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绝句》里说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这数字太保守了，仅梁代建康一地，就有寺院2846所，出家僧尼8万人，称当时的梁朝是东方佛国一点也不过分。
　　
　　更为出奇的是，梁武帝住在宫中拜佛还觉得不过瘾，居然四次舍身南京同泰寺（这个寺也是梁武帝亲自敕建的）出家为僧，分别是在64岁、66岁、83岁和84岁时（梁武帝是个中国七大长寿皇帝之一）。虽然后世有顺治弃帝位出家为僧的说法，但那必竟是由野史演义而来。而这位梁武帝可是货真价实地要当“皇帝和尚”。他旁边一帮大臣看得直眼晕，摊上这样的皇帝只好自认倒霉。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大家从国库里收罗些巨款向寺庙作攻德以赎回皇帝。这可真成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外奇闻，寺院方丈比当绑匪划算，这边收了赎金，没几天人质就又跑回来再次欣然接受勒索。如此往复，国库里的钱就整体搬家到了寺庙的后院里去了。
　　
　　还有更好笑的事情。朝中一位叫贺琛的大臣看到时局不利，写了一封针贬时敝的文章上奏。梁武帝崇佛以来自我感觉正好，看到有大臣不理解自己的苦心，于是写了一道诏书下发。这篇天下奇文中说“朕为了国家大事，已有30多年没有近过女色了（这种事也好意思在诏书里面讲），我平时不喝酒、不听音乐，每次批准了重罪，我都整天为此悉眉不展。我不吃肉，每天到了很晚才吃饭，过去我腰大十围，现在只剩二尺多。。。我如此节制自己，`为谁为之，救物故也`，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以我心慈悲普救天下苍生吗？”
　　
　　这真是“急就病遇上慢郎中”，贺琛上表是为劝梁武帝重国治而轻佛事，这位梁武帝倒是写了一大堆话表白自己如何虔诚侍佛，可惜这些修来的德行换不来国家的大治，不久侯景之乱就发生了。
　　
　　侯景叛乱的细节这里不去说了，这支从东魏分裂出来的部队从安徽寿阳起兵，一路杀往南京来居然没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原因是此时的梁朝臣民对这个恶作剧的皇帝都厌烦了，一起袖手旁观等着看萧衍的笑话。侯景军很快攻破了建康，将梁武帝包围在王宫里的台城中。古时弑君是个大罪过，一般人都不愿背这个骂名，于是叛军们采取了春秋时期就已惯用的方法：包围王宫，不给梁武帝送吃的。梁武帝被困在宫内的佛像前，对着飘摇的烛火炉香追忆着自己的前尘往事，方才悟出求人不如求己，佛陀菩萨换不来白面大米。然而这一切醒悟已然晚了，梁武帝萧衍在口中发出的“哬哬”声中，被饿死在台城里，这实在是对盲目迷信的一大讽刺。
　　
　　不过，梁武帝对中国佛教的教史僧规还是贡献多多。远的不说，中国佛教徒不许吃肉就是梁武帝的独创。此前印度佛教实行的是乞僧制，只要是乞讨来的食物，即便有肉，也该不加选择地吃下。梁武帝认为既然佛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那么和尚吃肉就是助长百姓去杀生，于是他下诏颁令天下僧侣不许吃荦。这道圣诣影响到至今，从此中国和尚改为素食，几百年后鲁智深在五台山上想吃肉急得团团转，他若知道这个不人性的主意是梁武帝出的，定要去找他用拳脚理论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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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佛道的婚姻悲剧
　　佛教最初传入中华大地的时候，为了尽快地得到中国的绿卡，曾与道家办了一次假结婚的手续，到了5世纪的时候这一婚姻已名存实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协议离婚还是不欢而散了。
　　
　　前面讲过，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为了尽快地取得上层社会及黎民百姓的认同，曾很想找一个中华文明相结合，选了一圈发现道家最合适。道家历史渊远，可追溯至春秋百家争鸣时的老子学说。《道德经》开篇第一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认为，道就是虚无，道是万物衍生的本源。这就与佛家的性空源起的学说不谋而合，道家的“道”和“名”也大体可比拟于佛家的“法”和“识”。
　　即有共同语言，道家又有中国户口，佛家这位外来妹就顾不得矝持，把热脸蛋向道家的冷屁股上贴了上去。
　　
　　道家在婚姻问题上是有前科的，之前它与儒家还有笔鸳鸯帐没结清。老子是周朝最后一个礼官，周朝是重礼的社会，所以礼官的地位可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相比，孔子在四处推销自己的儒家思想时也想到要与道家套套近乎，于是在《论语》中就专门收录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记载。孔子以此认老子为老师，拿着老子收山弟子的名片四处炫耀。
　　
　　事物的发展常有戏剧性，儒家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得到相当的推广，但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正宗还是颇费了些周折。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身边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一些法家的人，他们给儒家使了使坏，秦始皇就做出个焚书坑儒的壮举来。刘邦建汉的时候马上得天下，他对儒家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到了“文景之治”，两位汉家皇帝都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士们还是靠边站。儒家的真正崛起是因为汉武帝刘彻，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了著名的诏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一下子受了冷落，正巧佛教送上门来，道家来者不拒。
　　
　　为了讲明佛道的恋爱史，道家编出了一个故事。《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写完《道德经》后，就出函谷关（河南洛阳以西）乘牛西去，不知所终。道家由此演义说老子是一路走到了印度，在那收了弟子叫释迦牟尼，这么讲佛教进入中国是寻根来了（以上故事可不是我侃出来的）。
　　
　　佛陀成了老子的徒弟，佛教弟子为此心里实在不舒服，但为了拿绿卡也只好忍了。到了南北朝时期，各朝各代普遍尊佛，道家再次靠边站了。佛家弟子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反过来也编了故事，说孔子和老子都是佛祖身边的菩萨，一个叫儒童菩萨，一个叫道童菩萨，这下老子反过来成了佛陀的徒弟。徒弟便徒弟呗，还加个“童”字，颇有轻蔑之意。道佛的婚姻由此破裂。
　　
　　牛鼻子老道是爱钻牛角尖的。光离婚不行，还要向负心人索要精神损失费，他们说“丫别高兴太早，有你倒霉的”，而且不久报复的机会就来了。
　　
　　公元5世纪，山西北部的拓跋北魏崛起，作为五胡十六国的终结者，这些鲜卑人出手不凡。参合陂一役把不可一世的后燕帝国打的找不着北，随后又在关中干掉了胡夏赫连部了，不到20多年的时间就横扫中国北部。42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15年后他灭掉北凉，北方就此一统，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此时的东晋也已game over,南方是刘裕建立的刘宋朝廷，双方隔江而治，快意恩仇。
　　
　　北魏太武帝刚即位时，本来也是推崇佛教的，但此时的佛教独尊已久，逐渐不检点起来。首先佛寺林立，广占农田，而僧侣又不用交税，这就大大削弱了王权。中国不象印度执行的是乞僧制度，中国的寺院从一开始就可以收受钱物，发展到后来某些寺院已富可抵国，太武帝打仗需用钱，他觉得该到向寺院伸手的时候了。
　　
　　此时太武帝身边恰有两位信道的大臣，一个叫崔浩，一个叫寇谦之。他们俩起劲地向太武帝说佛家的坏话。太武帝想到自己身为华夏子孙（各位不要感到奇怪，拓跋鲜卑自称是黄帝之子昌邑的后代），放着本土的道教不去信，却偏偏信仰外来的佛教，实在是助纣为虐，于是血腥屠杀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太武帝的扬道抑佛是分几个步骤来进行的。公元440年，太武帝统一北方的第二年就改元为“太武真君”（您瞧这名子起的整个一位道师的名号）；442年太武帝正式成为道教信徒（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道教皇帝）；444年正月，太武帝下令王公百姓不得再向僧侣施舍钱物；同年9月，开始捕杀名僧。到了445年，太武帝耐不住性子了，他发布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僧”的绝杀令，在全国范围捕杀佛教徒、焚毁佛经、佛像，一时间曾经的东方佛国一片血腥，寺院香炉灰飞烟灭。冉闵屠胡时，鼻子长得高一点的跟着倒霉，太武灭佛间，头发长得少的也是死的不明不白。
　　
　　佛教在中国传播到第4个百年的时候遭到如此大的一场劫难，怕是佛教徒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更加始料不及的是，这种劫难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是仅有一次，中国佛教史上有“三武法难”，北魏太武帝是这“三武”中的第一武。后面两武也多少都与佛道矛盾有关，可见自南北朝始，儒、释、道三家为争当中华正宗已开始赤膊上阵了。
　　
　　释、道结了仇在文学作品里也死掐。扬佛抑道的施耐庵写的《西游记》中，孙悟空打的这个大仙、那个大仙的都是道家子弟，连玉皇大帝这位道家神话中的头，孙悟空一样不放在眼里，大闹天宫后还要请出如来佛祖才能摆的平，两者高下立见。不过，到了《大话西游》里，孙悟空（至尊宝）与盘丝大仙（紫霞仙子）相爱，也算是这两个世仇家族中的一对罗米欧与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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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四大译场佛法普传
　　佛教于公元一世纪正式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了近200余年的“不应期”，到晋末南北朝时骤然迎来它在中国之旅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后的两个黄金时代我认为是大唐和康乾之世），这里面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先后传入的外来宗教还有不少，比如景教（基督教的前身）、祅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就是笑傲江湖中说的明教），为什么这些宗教没有在中国造成同样的影响呢？
　　
　　原因可能是多两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层面上看，汉末至晋末的大乱世，使中原汉族百姓处于一种极度地悲惨生活中，历史上无论春秋战国还是秦末的大起义期间，从没有出现过类似五胡十六国期这种杀伐无度、赤地千里的局面。人世无常生离死别，使大众更易于接受业报轮回的解说。
　　
　　简单地说儒家教人知礼节，佛教教人明生死。乱世中生活尚且不易，知书达礼这些就有些次要了。而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则更考验老百姓的神经。佛教正好就是教人如何超脱现世之苦，去寻找来生的极乐世界。所以它的教义一经在华夏传播，便很容易受到老百姓的接受也就不难理解。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政治层面。宗教的普及与统治者的大力宣传总是密不可分，所谓上行下效。五胡期十六国中有超过大半的国家是崇佛的，例如前面已讲的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等。那么这些胡族皇帝为何对佛教情有独钟呢？除了佛教与现世无争的教义有利于抵消被统治者的反抗精神、方便盘剥百姓外，其实与胡人的统治心理也很有关系。
　　
　　当时的中原地区原盛行的儒家和老庄玄学思想都是汉人的思想精华，也符合汉人的文化传统，胡族新统治者不愿照搬过来，所谓华夷有别。同时他们又觉得为便于统治没有套理论体系也不行，胡人无论武力有多强大，究其文化基础却是贫乏的，因此他们的自卑感也就很强。来自于天竺，生根于西域的佛教恰能满足胡人的这种需要，借助推广佛教文化来与汉地的儒家文化相抗衡，是他们得以长住中原而不被同化削弱的思想武器。
　　
　　而景教、祅教、摩尼教大都不具有上述的这些传教优势，所以虽然它们在华夏文明中留下了痕迹，但最终没能造成坚实的信徒基础。比如袄教，它传入中华的历史也很悠久，与佛教几乎同时期，但终久没有登上上层建筑的顶峰、在群众中影响也很小。唐武宗会昌法难（这个后面会讲到）中，袄教与佛教一起被禁，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袄教就一撅不振，再没有复苏过。而佛教则不然，唐武宗之后不久就慢慢地恢复了传播，一直传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信徒。
　　
　　说到传播，还有人才因素的作用。佛教汉传历史上一直不缺大译经师，他们把佛教的印度经典介绍过来，又以对汉学的精通将这些经典用汉学思想和词汇翻译成书。这种译经活动，最初是自发单独地进行，到了十六国时期，由于王权的介入和译经人才的增多，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四大译场。
　　
　　首先是后赵的首都邺城（现河北临漳县，就是西门豹治水、曹操筑铜雀台的地方），佛图澄和他的弟子们曾在此翻译经卷，讲传佛法。
　　比邺城译场大的多是长安，前秦苻坚支持的道安（佛图澄大弟子）僧团和后秦姚兴倚重的鸠摩罗什僧团都在这里。姚兴还专门建了个“逍遥园”作为他们译经的场所，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皇家佛学研究机构。不过，佛学圣地怎么会起了个“逍遥园”的名子呢，两者格调上不大相配嘛。
　　
　　南方比较大的译场在东晋的建康（即南京），这里也是人才济济。除了前面说到的慧远、竺道生、法显、佛陀跋陀罗等人外，至梁武帝年间还出了真谛、僧祐等新一批的大译经师。而真谛更是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一说是义净）等齐名，被称了汉传佛教四大译师。
　　
　　真谛（499-569），是地道的印度人，天竺名叫拘那陀罗。梁武帝年间他从海路来到中国，主要在广州和南京两地的译经场讲法。真谛在中国生活了23年，译出经书278卷，最终使他青史留名的是他译出的《摄大乘论》这部在印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摄大乘论》是有宗唯识观的经典著作，正象鸠摩罗什译“三论”而成为大乘空宗中观学的权威译家一样，真谛译的《摄大乘论》也使他成为中华大乘有宗唯识学的第一人。（有宗和空宗的在印度的打架故事参照相关章节）。
　　
　　说完邺城、长安、南京，四大译场中的最后一个是不太起眼的凉州姑臧（即现在的甘肃武威）。它能挤身四大译场还多亏了五胡时期一个叫北凉的小国和它们极度崇佛的国王。
　　
　　北凉是由一批叫卢水胡的匈奴（此时的匈奴血统已很不纯了）所建，盘踞在凉州的北部（甘肃内蒙一带），在天下大乱之中并不太显眼，但国王沮渠蒙逊也时刻想着一朝扬名立万。403年后秦帝姚兴看着前秦遗臣（吕光）建的后凉国不顺眼，没事就找茬来痛扁一顿（当然另一个目的是来抢凉州城内的鸠摩罗什），沮渠蒙逊觉得有机可趁，于是也加入了这场对后凉的群殴（来打群架的还有南凉、西秦等国）。
　　
　　终于凉州城破，后秦姚兴眼急手快抢走了鸠摩罗什，北凉只好抢些其他高僧回去供着，随便一数也有几百名之多。为什么会有这些多高僧在凉州呢？原因很简单，凉州是印度、西域僧人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僧人在此滞留下来，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姑臧僧团。北凉接手了姑臧的管理后，在此建起了“闲豫宫”作为译经场所，其规模丝毫不逊于姚兴长安的逍遥园译场。姑臧僧团的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这本在十三章里专门提到过），也使北凉这个小国家以佛事的显要而在十六国中着实混出了名堂。
　　
　　北凉的文治武功都比较一般，但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寿命在十六国中却最长。当拓跋鲜卑人于公元439年打到它的城下，其它那些十六国中的成员都已灰飞烟灭了。随着北凉的灭亡，五胡十六国正式划上了句号，后面我们要集中看看佛教在南北朝期间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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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西游记之法显版
　　自东汉明帝年间白马东来，至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数以百千计的西域、天竺高僧陆续来到中国传法。随着佛教在中国地位的提升，这些外国和尚大都受到礼遇及崇拜，类似于时下外籍教练和队员在中国足球场上获得的风光，这就令一位叫法显的和尚看得郁闷不已。
　　
　　法显（338-423），本姓龚，平阳郡人（今山西临汾）。从他的出生年份和出生地来看，应该是生活在石虎治下的后赵帝国里。法显20岁的时候受戒成为比丘，然后在平阳和长安的寺院里一混就消磨了40年光景。晚年的时候，法显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觉得冥冥中自己一直有件大事业未能完成。
　　
　　有一天他上网浏览新闻，看到了张朝阳同志在天安门前摆COOL的照片，再看文字介绍得知这个当年穷酸书生现在竟上了Mr.胡润编的中国百富榜。此事对法显的刺激极大，他终于得到启示“土鳖是受人气的，待俺出国一圈也换个海龟的新马甲回来”。
　　
　　385年，长安僧团的领袖道安（就是佛图澄的大弟子）去世了，而鸠摩罗什此时还被吕光扣在凉州过不来。法显利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机向当时长安的国王---后秦帝姚兴请求派他去西天取经，姚兴看了看法显那张老脸，一边剔着牙间的肉沫说“好是好，可是俺现在没钱，你知道这年头地主家也没余粮呀”。说完一个饱嗝把法显呛出十米开外。
　　
　　万事怕个执着，法显此后不断向姚兴写申请书，公元399年的时候，姚兴从牙缝里挤出了钱，终于打发法显及另外四位僧人一起上路赶赴天竺（走的远远的，成天价的来说，你丫烦不烦呀），而这一年法显已是62岁高龄，所以姚兴可能压根就没指望法显能活着回来。
　　
　　前秦苻坚败亡后，中国北方处于重新洗牌的混沌之中，由于一时没有一统江湖的人物出现，最混乱时北方有十一国并立，单是凉州地区（即西行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就有六个国家之多（北凉、南凉、西秦什么的一些小国），而且互相死掐地正自过瘾呢，法显这一路西行过去可谓杀机四伏。
　　
　　两百年后玄奘和再往后的义净西行时比法显可要便宜得多。首先中国一统，没那么多军阀碍事，其次盛唐威名之下，大唐的外交通牒比现在美利坚的passport还要牛，所到之处无不倍受礼遇。相比之下，法显拿的后秦通牒到了别国就成了通辑令，好多姚兴的债主们正红着眼睛要找姚氏拼命呢，法显想了想后决定还是把这些烂文书扔掉吧。
　　
　　出了河西走廊就进了新疆地界，这里是万里戈壁再加万里的沙漠，古代的寂寞商路上，每天都有人无法坚持走到最后的绿洲而倒毙荒野，至今古路旁边的山体上还有很多人凿小洞，当年就是为存放死者骸骨而凿的。
　　
　　我想象法显等五人走过这片不毛之地也必是九死一生，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法显的另四位同伴先后夭亡于此。难解的是，倒是岁数最大的法显命最硬，居然活着出了新疆、又翻过帕米尔高原、再过七百级栈道、趟过兴都库什山冰河， 有一天法显一觉醒来居然闻到了空气里飘然而来的一阵暗香，老法显为之然精神一振，他提气再嗅，不错，这不就是印度人头发里散发出的阵阵樟香吗。
　　
　　我们可爱可敬的法显老头知道，自己终于到魂牵梦绕的天竺了，他伏在印度河河畔长跪不起，大喊“神啊，救救我吧”。这一年是公元405年，这一路法显整整走了6年。
　　
　　对于佛教徒而言，到了印度也就象是回到了家。法显抖擞精神开始取经学法，他遍游北印度，然后又在中印度住了三年，前面印度史部分提过的那家食宿免费的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他也去过（不过当时该寺还没有唐僧来时那么风光）。法显学会了梵语（60多岁了还能学外语，至今英语还没学好的朋友自己掌嘴吧），又取到了经书，便打算经斯里兰卡由海路回国。谁知当地的国王好客，又留他住了些日子，据说至今斯里兰卡还有一处法显洞，这可是中斯友谊的见证哦。
　　
　　公元411年，法显启程东归，在海上漂了两年，又在东南亚一带狠转了一圈，过足了出国瘾。于413年回到东晋王朝的首都---南京。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个问题，法显是拿着后秦给的奖学金出国的，怎么回来的时候却投到东晋的怀抱中去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五胡十六国真是超级大乱世，列国政治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413年（也就是法显归国的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胡夏刘勃勃改姓赫连，这位匈奴的后代是十六国期第一号猛男，此时他正抓住称霸关中多年的后秦姚氏帝国猛KEI。另一件事就是东晋大将刘裕灭了西蜀国，为三年后收复长安、灭亡后秦扫清了北伐的障碍。你说这兵荒马乱的让法显如何返回长安，他西游时已差点丢过一次命了，现在还是老实一点的好。
　　
　　另外还有个因素也很重要。五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佛教的重心已开始由北向南转移，后面会讲到北魏太武帝灭佛的事件，法显若回了北方，保不齐会被太武帝当成佛教痴迷者给劳动教养几年。
　　
　　法显在南京住下来，凭他带回来的那些经书和翻译的本领也不愁没有饭吃。不久他与从北方鸠摩罗什（这时罗什已去世）僧团南下的陀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这两位都是印度人，看这名字多绕口）一起译出了《大般泥洹经》（它是大乘《涅槃经》在中国的初译本），及《摩诃僧祇律》等书，开有宗的先河。后来北凉僧人译出了完整的《涅槃经》，加上竺道生的宣传，从而涅槃学（有宗）取代般若学（空宗）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