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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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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6 2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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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会昌法难、临济宗风 表面上看,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立,互有争斗,其中佛、儒的群众基础最广,应该彼此矛盾也最激化。其实不然,儒、佛是两套不同场合和作用的哲学,儒家讲“忠君仁民、礼义孝亲”,这是套“入世”的哲学,直接作用于世俗生活和国家治理上,所以隋唐以来,官员选拔的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科目(唐代的科举还没有发展成后来的八股文,除儒家经典外,考试还涉及先秦诸子的其它学问,甚至包括唐诗的写作水平)。而佛教讲的是“善恶因果,转世轮回”,这套思想是“出世”的学问,管的是“个体修行,普渡众生”。儒、释两家井水不犯河水,比较能够相安无事。 释、道的关系就要复杂的多,二者在中国被认为都是神、人沟通的工具,都有超度生灵的作用,而中国佛教在发展中借鉴了道家的一些学说来为本土化服务,而道家也学习了佛教的宗教仪式和寺院管理。二者形式相近,功能趋同,那么何者的法力更大,更受统治者的喜好,就成了此消彼长的关键。 唐王室的皇帝们比较实用主义,他们基本上对三教都不排斥,哪个在某件事上更有作用就提倡哪个。比如被称为“中兴皇帝”的唐宪宗,他觉得佛教的祈福许愿上更有噱头,就大张旗鼓地搞了迎取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活动,耗资甚巨。为此,大文豪韩愈很不满意,写了个《谏迎佛骨表》来痛骂唐宪宗是当年梁武帝,早晚要为这盲目礼佛而国破身亡,唐宪宗一怒,差点把朝愈的脑袋可砍下来。但是,唐宪宗在求长生不死的事上,就又求助于擅于鼓捣出个泥丸仙丹来蒙事的道家,他最终就是死在误服仙丹上的。 也有不能象唐宪宗这样一碗水端平的帝王,比如这章的重点人物---唐武宗李炎。唐武宗谥的这个“武”字,大约是在夸耀他在位时对回讫人用兵的战绩。晚唐时中国有内忧有外患,这时最大的外患已不是突厥、吐蕃这些昨日黄花的游牧政权,而是改成继突厥而起的西北回讫人。这伙人自安史之乱入援长安开始,就一直不断地骚扰大唐的边境。唐武宗比较他前面几位被宦官挟持的帝王来还算有些自主性,他起用李德裕为大将,利用分化瓦解一一击破的老套路,最终收拾了这伙异族入侵者。 边境安稳了,唐武宗雄心万丈,也想着“再活五百年”,奇怪的是他不吸取唐宪宗、穆宗服丹暴崩的教训,仍是重用道士来求长生之术。他用的两个道士,一个叫赵归真,一个叫邓元起。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北魏太武帝用道士崔浩(崔浩是信道的儒官)、寇谦之而杀僧;北周武宗用道士张宾而灭佛,轮到唐武宗,这两位姓赵、姓邓的道士向皇帝献丹的同时,也献上鼓动唐武宗全面取谛佛教的毒计。而这位唐武宗还真的就言听计从了。 除了道士来穿小鞋外,佛教自身也有些总也改不掉的毛病遭人忌讳,说起来与前面两次灭佛的主因如出一辙,那就是佛教的过度泛滥造成了生产力的低下。自神会为平安史之乱大开私卖度牒以来,到了唐武宗年间,全国的僧侣总数又一次失控,而且其间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一些寺院成为大乱后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对此,文采不错的唐武宗在《废佛教书》是用这样诗意的语言来评价的: 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皇上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么可想而知佛教徒的日子也就必不好过了。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对此前的灭佛成果又来次大检查,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 其前两次灭佛的实际效果似乎都不如会昌法难这一次严重,原因可能是南北朝期间正逢佛教东传的初期,佛教强大的生命力抵销了王权灭佛的巨大破坏。但唐武宗这次不同,前面已说过了,佛教自隋唐八宗、南宗禅一统以来,在中国的传播势能已大不如前。佛教哲学的一些先天因素造成,它在中国的经几百年传播后,或者出现象玄奘法相宗那种艰涩的经院哲学脱离民间,或者出现净土宗这种简装版佛教,失去义理研究的活力,又或者象密宗这样与神魔鬼怪相结合,退化成原始巫术,再或者如禅宗这样玄中谈玄,发展成抽象派艺术。总之没有哪一个能真正顺应时代,发展出真正推动宗教变革的原动力。于是晚唐时分,中国佛教象没油的汽车在经多次点刹车的制动后,经唐武宗这次急刹,滑行势能嘎然而止。 唐武宗灭佛销毁了很多佛教经典,中华八宗中那些义理深邃的宗派没了精神食粮顿时后继乏力,象天台宗这种有海外亲戚(日本、朝鲜)的还好些,有些经典可以回流,至南宋时天台宗又有了些传播。而华严、律宗等宗的日子就更难过些,它们在宋后基本上融入到禅宗的思想流派中;密宗的那套思想本来就不合汉民族的文化习惯,所以它的流传很有限,元、清时期藏密大举入华,汉密就整体融入到藏密中去了;三论、法相在会昌法难之前,修习的人就很少了,所以消失的更快;净土宗因为有个净土信仰颇受民间百姓的好感,所以它的思想流传了下来,但宗派组织基本上被禅宗通吃。最后就只剩下一个禅宗了,自己又分裂成五家七宗,主战场在南方数省,后来渐渐一统中原,到两宋后这五家七宗又只有临济宗一家独大。 临济宗主张“棒喝领悟”,就是你老老实实地去问法,两句话不和就要挨打受骂,有的人开悟了,更多的人只能莫名其妙。你被打了还别叫冤,临济宗这种见人就打的毛病对谁都一样。临济宗的祖师黄檗希运(因住黄檗山得名,此山在福建福清市)的时候,有次唐宣宗(继唐武宗之后的那个皇帝)去问法,刚问了两句,黄檗就一巴掌打在唐宣宗的身上,气的唐宣宗直骂“太粗生”(事见《景德传灯录》),黄檗说,你懂什么是粗是细,说完又是一巴掌。唐宣宗一看,估计打不过他,只好告退。 也有比较能打架的不服这个邪,黄檗有位高徒叫义玄(因后来常住河北正定临济寺而称临济义玄)也去向黄檗问法,问了三次,被黄檗用棒子打了三次。义玄回去后苦练武功,誓报此仇,武艺长进后又来找黄檗,两句话不到,黄檗又举棒来打,这次义玄也不客气了,夺了黄檗的棒子照着黄檗的秃脑壳就是一巴掌。黄檗和尚最大的优点就是服软,一看这个年青后生更能打,就宣布将传衣钵给他,将义玄招安。这南宗禅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不可理喻,后来义玄在河北临济寺开宗立派,遂成为禅宗中的最大流派----临济宗。至宋后临济宗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派,还有个南宗禅曹洞宗也流传了下来,但势力较小,其它如沩仰、云门、法眼等五家中的其它小派别则兴盛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入消寂。 临济宗的祖庭在河北正定的临济寺,这个寺现在隐于正定城里的古文化街中,不仔细找常会被忽略掉。寺中的其它建筑大多无存,只剩下一座造型修长的澄霄塔可以供人瞻仰。日本的禅宗信徒很喜欢来这里朝圣,中国人却大都不知这个小寺院的历史来由了。现在河北地区最大的禅宗寺院是赵县(就是出赵州桥的那个地方)的柏林禅院,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寺门前的文化街是赵县最繁华的地段,柏林寺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论香客还有游人来此都不收门票,自如进入,河北佛学院也设在这里,走在赵县的街上常会碰到一些来此修行的僧尼。 临济寺所在的正定城在古代是个重要的地区重镇,这里现在留下了很多文物古建,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的就有六、七处。古文化街上有一处花塔,造型奇异,堪称中国古塔建制的精品。这种造型的塔在全国只有新疆还保存了一个,但与正定花塔比起来工艺差了很远。 文化街上还有一处唐开元寺,现仅存一塔一钟楼,建制完全是唐式的,极具古韵。开元寺塔建于东魏,唐代重修,从审美角度上甚至要优于长安大雁塔。开元寺的钟楼分两层,下面一层是唐代原物,上面一层为五代时重修,这个钟楼是中国现存“四个半唐代木建”中的那个“半个”,同时它又是中国年代最古的唐代钟楼。另外四个唐代木建全部在山西省,对古建有兴趣的朋友不要再被时下那些假古建蒙骗了,要看唐代古建只能去山西和河北正定去找。 正定还有个隆兴寺(又称大佛寺)是当下正定诸多古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内有很多宋、元木构建筑,大悲阁内有一尊宋代铜制千手千眼大佛,高22米(相当于时下八层高的居民楼),此佛像是中国古代雕像艺术登峰造极之作,审美价值无需多言。诸位朋友有时间还是拿出几天到石家庄地区一游吧,把赵县、正定、定州的古建可一网打尽,最后别忘了去一下石家庄西郊的毗卢寺,这里有精美的元代壁画,在前面的贴子曾介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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