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我家 于 October 25, 19101 22:03:35:
主题：一条大河波浪翻---回忆三千里江山的岁月 这篇文章被下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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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在我们全家的一再请求下，讲起了他亲身经历的那场极残酷的战争，那场发生在50年前的拼杀，以此来表达对在那场战斗中英勇牺牲，永远留在异国他乡的170名战友的怀念和敬意。 用我父亲的话讲，真的不愿说这些事，牺牲的战友太多了，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能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真是太幸运了。所以，日后我父亲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工作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很洒脱的面对，我曾接触过我父亲的许多老同事、老战友，他们这些人后来都身负要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公而忘私，很洒脱的面对工作和笑对人生。 本文中提到的我父亲战友的名字都是真实的，但是，由于那场战争距今天时间已很久远，在我父亲的记忆中难免有误，战斗的发展顺序和情节不一定十分准确，如有不当之处，请仍健在的我父亲的战友们多多指正。 为了便于写作，文中以“我”的名义出现，特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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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硝烟逝去了，隆隆的炮声远去了。但是，每当我拿出这些发黄的老照片时，那场发生在50年前的生与死的较量，那场血与火的洗礼，仿佛又重现在眼前，我时常想起50年前与我一同出国战斗，与我一同在战场拼杀的战友，想起那些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烈士。我的那些牺牲的战友，有许多是扔下白发苍苍的父母，有的丢下新婚的家庭，没有顾上和亲人告别，没有留下任何口信，就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朝着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目的地开去。
一块碗口大的弹片正好落在了我刚才趴的地方，险些将头削掉。战斗异常惨烈，出国时的184人，一仗下来不足100人了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中国人民还没有从多年的战乱中透过气来，广播和报纸上不断传来朝鲜爆发了战争的消息。我当时刚参军一年多，这时全国大部分已经解放。1950年初我所在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198师593团2营5连，经过在塘沽驹河的整编，4连5连合并，编为3营7连，全连总人数184人。当时的连长?
夫、指导员李贵华、副连长吴庆寿、副指导员张良，除去副连长、副指导员外，连内的干部都是原4连的。 连队的组成大致上是叁部分人：班长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是八路军或解放军的老战士；战士中有一半是国民党起义的当时叫“解放战士”；一半是河北一带的翻身农民，按说战斗力不强。整编后我部开至天津市静海县屯垦练兵。记得那年水稻长得格外好，朝鲜战争究竟发展成什么样，当时我们并不清楚。1950年10月15日，我们连队接到上级的命令，要炊事班准备5天的干粮，部队要开赴沧县。炊事班长杨文奎，带领炊事班按每天每人一斤二两的标准，整整做了两天。大家匆匆收拾好各自的行装，部队于10月17日就上路了。一路行军至天津站西货场登上了列车，没有公布真正的任务内容。回国后我曾就此问题问过当年率部队参战的老首长，据回忆当时知道要赴朝作战的只有团一级干部。 隆隆的列车不停的向北疾驶，中途停车也只是加一些水，任何人不准下车。列车路过锦州，已觉得很冷，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让打开车门，车速减慢，黑暗中扔上来一捆捆棉衣，大家七手八脚的分发了棉衣，也不管是否合身，按命令要白里朝外穿。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许多记述当年战斗的照片上志愿军的棉军装全是白的缘故。 列车终于停了下来。大家下车一问当地的群众，才知到了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当时的时间是1950年10月19日早上，大家按命令将原来穿的军装和随身携带的物品和能够证明是中国军人身份的所有物品全部集中，留在了国内，连被子都不准带。每人发一小块白布写上姓名藉贯装入上衣口袋。这时才正式向大家宣布部队要开赴朝鲜作战。每人发5张饼两包饼干、一壶水、一支“叁八”枪、4颗手榴弹，并为炮班备一发“六零”炮弹，在安东隐蔽防空至晚上10点。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1950年10月19日晚10时，我们部队沿鸭绿江大桥越过边境进入朝鲜境内。 部队入朝后，不断遭到敌机的轰炸，由于入朝前志愿军的各种准备不足，没有翻译，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朝鲜的边境城市新义州，已经没有电力供应，一片漆黑，城市里乱七八糟。许多朝鲜百姓和军人都纷纷往中国跑，所有的重要目标如车站、电厂、医院都已被敌机炸毁，部队所到之处不时升起敌特的信号弹，随之敌机就来轰炸，部队前进的速度很慢。现在看来敌人是了解志愿军入朝的。 部队继续向南挺进，不时有朝鲜人民军的官兵向中国方向撤退，此时的朝鲜境内人民军部队已被美伪军击溃，丧失了战斗力，可见当时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相当危急。大致的情况是这样，朝鲜人民军7个军团在金日成的指挥下，越过“叁八”线，试图解放朝鲜全境，战斗的最初形势非常好，南朝鲜的大部分已被朝鲜人民军占领，但是，也暴露出战线过长的致命缺陷，朝鲜人民军失去了依托，这时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抓住这一机会成功地在仁川实施了登陆，将朝鲜人民军拦腰斩断，这时南朝鲜的部队适时发起反攻，使得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在南朝鲜的人民军主力大部分被歼灭，一部分被俘编入南朝鲜部队，少数部队转入游击战而仅有少部分撤至中国境内。 我团当时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以近战夜战的方式迅速占领会德里，打好入朝后的第一仗。部队渡过清川江以后，在一个小山上待命。发动攻击当时已后半夜，派出侦察敌情的战友还没有回来，山下一个很大的村庄其实就是会德里。 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时离敌人已很近，部队的侧后突然升起了敌特的信号弹，很快敌机就来轰炸，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在根本没有搞清敌人在哪里的情况下，战斗就开始了。当敌机扔下一串燃烧弹后，随着就是敌人炮兵的试探性炮击，炮弹起初落在部队的前后，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们团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师。大家匆忙构筑工事，朝鲜的天气那一年出奇的冷，雪没膝盖，把地冻很根本刨不动，我的许多战友，就只好趴在石头后面、大树下面，有的甚至完全暴露在山的表面。我用□左右挖了一阵，找到一块松土，很快挖了一个散兵坑就趴在了里面。这时敌人的炮火将我团完全覆盖了，炮弹密度很大，山上的树都是被炮弹直接击中而折断的，间隔两米左右的战友谁也听不到谁的讲话声，许多战友就在那个夜晚永远听不到声音了，还有许多战友包括我在内很长的一段时间什么也听不到。这样的炮火在国内解放战争中是没有经历过的，用枪林弹雨形容绝对恰当。利用敌人延伸射击的间隙，我抬头看了一下阵地前沿，就在这一瞬间一块碗口大的弹片正好落在了我刚才趴的地方，真险啊!险些将头削掉。这块弹片我带回国内，后来大家传看，不知最后传到谁的手里找不到了。 敌人的步兵开始冲锋了。我连当时只有一个机枪班，一个“六零”炮班，其余全是“叁八”式步枪，要挡住敌人集团冲锋，只能靠集中火力，靠近战，靠手榴弹。我连的机枪手马友山同志，战斗中非常勇敢，他端着轻机枪，哪战斗激烈他就冲向哪里，枪管打红了就用雪冷却一下继续战斗，就这样反反复复我们不知道打退敌人的多少次进攻，光我一个人就投了两箱手榴弹，打了100多发子弹，我们的阵地前沿敌人的死尸一大片，而在那个夜晚我的许多战友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下，其中我们的排长杜宝山同志，被敌炮弹片击中腹部光荣牺牲了。利用敌人溃败之际，我们的四班长带领战友们反击敌人，被己方的机枪手击中了后背牺牲了，当时连长江夫狠狠地骂了那个机枪手，因为他是“解放战士”编入我们部队的，要论战斗经验和战术素养不应发生这样的惨剧，以至后来这个机枪手扛着机枪在第叁次战役后开小差跑回老家，后来就无法查证了。 战斗至第二天上午，我连的伤亡已很大了。而敌人的进攻一点儿也没有减弱，虽然敌人的死伤很多，但是，投入进攻的兵力一点没有减少，到此时我们才明白守会德里的是伪军的一个师，叁倍于我团的兵力，而且敌炮团的火力很强。我团在守了一夜后，渐渐地守不住了，其他营的阵地有些已经失守，我营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战斗异常惨烈，不时有战友倒下，时间在血与火的交织中一分一分的过去。在接到命令后，我们连开始向后撤退。当我从散兵坑中爬出来时，发现我挖的坑里还有一名人民军的烈士，要不当时挖掩体时土那么松软，原来是和一名烈士呆了一夜。也许是这无名烈士在保佑着我，以至如此惨烈的战斗竟没有伤及毫毛。 敌机将清川江大桥严密封锁了，十几架敌机轮番在清川江大桥上扫射，我连一排长看到这种情况带领全排试图从结冰的江面上过江，被敌机发现，在冰上投下一串炸弹，冰面被炸开，全排大部分战士掉入江中牺牲了。那是和叁倍于我的敌人血战一夜后幸存下来的一批英雄啊!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炮火中枪口下，却被无情的江水吞没了。他们是一群可歌可泣的英雄。 部队撤至江边的一片小树林，敌机在头顶盘旋不停地投弹扫射，敌人的炮兵疯狂的炮击，各个连队在清点着人数，总结这出国的第一仗。我连的3个排长全部在战斗中牺牲，除了我们班长外，全连的战斗班长全部牺牲了。炊事班长杨文奎背着一口行军锅在撤过清川江桥时，被两架敌机发现，追着他轰炸扫射，他绕着树与敌机兜圈子行军锅上被机枪子弹穿了好几个洞，他竟神奇地一点皮毛没伤。回到部队后只是一个劲的发愁今后怎么做饭。 经清点人数后发现出国时的184个人，这一仗下来剩下不足100人了，伤亡的战友太多了。师里根据第一仗的情况，以没有摸清敌情，指挥作战不利，导致出国第一仗没有打胜，而将团长调走。我在这一次战斗中由于作战勇敢，被上级传令立功一次。后来我转业到地方隐瞒了这些，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还能计较什么功不功的。只是到了多年以后组织部门在审干时查阅了66军的一些资料才找出当年我立功的依据，装入我的档案。我的战友马友山同志因战斗勇敢被任命为排长直至回国。 经过认真的总结，上级又给我连补充进了华东某部队的20名战友，重新任命了班、排长。由于我作战勇敢，被调至连部当通信员，从而和康永庆、房振武的接触更多了，当时康永庆是军械员，房振武是连部的文书，是这两位好战友在我后来遇上大难时，是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将我救回国内，没有他俩我也就像那些牺牲的战友一样永远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了。 一次恶战后，老百姓组成的担架队和运粮队都跑回了国内。在敌人炮火的封锁下渡江，很多战士都牺牲了。登山时有许多战友摔进了山谷，尸体都找不到了。 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整后，继续向南挺进。这时朝鲜的村庄内基本上已没有老百姓了。部队入朝时每人只带了5天的干粮，这时由于敌机昼夜不停的轰炸，补给已十分困难了，跟随部队入朝由中国老百姓组成的担架队和运粮队，由于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恶战都跑回了国内，部队吃饭成了大问题。朝鲜群众对我军不了解，加之语言不通使得筹粮非常困难，连一些由中国山东、河北到朝鲜淘金、挖参的农民也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怕将来给自己找麻烦。炊事班长杨文奎带领炊事班的战士每天外出找粮食，非常不容易，而找回的粮食净是些黑豆、黄豆。由于敌机白天的轰炸很厉害，白天部队只能隐蔽在树林中，炸弹将所有的道路全部炸毁了。夜间行军时速度很慢，白天炊事班做饭时都必须用棉被将锅台罩起来，生怕冒出烟暴露了目标，但是锅台不通风煮熟一锅豆子要很长时间。 朝鲜北方是多山的地域，加上被大雪覆盖，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困难可想而知，费劲找来的朝鲜向导，由于语言不通带的路也不知是远是近，而且稍不注意他们就跑掉了。就这样部队白天隐蔽，晚上行军一直走了一个多月，除了不断遭到敌人轰炸，没有遇上敌人的抵抗。部队进入平壤时这座城市已是空城，只剩下一些为数不多的未被炸毁的建筑，行军路上营长郝云山不断地和大家说笑，讲故事，鼓舞大家的斗志。这位营长是593团的元老，是位身经百战的老八路，他的弟弟是我师592团的一位营长，有时在行军途中两人相遇时经常互相问候，互相鼓励“我们俩一块入朝，一块活着回去。” 一天，炊事班长杨文奎病倒了，当时谁也说不清他得的是什么病，发病时高烧不退，四肢无力，也没有医生，只有个卫生员对医术并不精通，而且没有药，根本治不好他的病。部队行动的速度要求很快，每天行军都是大家抬着他走，影响了部队行军速度。连领导的意见将杨文奎留在朝鲜老百姓家养，炊事班的战士们集体向连领导请求别扔下他，扔下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在大家苦苦哀求下，连长勉强同意了。于是我就四处帮他找牛或马什么的，这时团部的骑兵通信员来传达命令，这位通信员是我的朋友，杨文奎的同乡，我向他讲明情况后他将自己骑的马让给了杨文奎。但是，杨文奎这时病得很厉害。根本坐不住，大家只有用绳子将他捆在马背上，一路上轮流牵着马，直到突破“叁八”线。 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挺进至“叁八”线附近，这时敌机疯狂的轰炸、扫射，伪军的炮火将我部要通过的道路完全封锁，敌人每天出动千余架次飞机轰炸我部要通过的一座东西走向的大山，一条百余米宽的江拦在了大山前面。此山就是“叁八”线的界限，越过这座山就意味着战线移至了朝鲜南半部。所以敌人的封锁程度可想而知，这时桥已被敌机炸毁，江面上的冰已被炸开，我们的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涉水渡江。我跟在副连长张春普身后来到江边，许多战友在冰冷的江中艰难的向对岸冲，不时的有战友倒在江中，许多是溺水牺牲的。许多是被敌人的炸弹击中牺牲的，当我和副连长正准备渡江时，远处飞来一发炮弹，我俩连忙卧倒，炮弹落在离我俩不足两米的地方，很万幸炮弹没有爆炸，不然我俩也就倒在“叁八”线上了。 我俩跳入江中，这时郝营长正指挥部队过江，一发炮弹落在身边爆炸了，这位老八路就这样牺牲在“叁八线”上了。前面文中提到的郝营长的弟弟也在突破“叁八线”时负伤，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牺牲了。 部队渡江后，每个人身上都结了冰。回国后许多战友都因冰伤而截了肢。我们也顾不上这些，冒着敌人的炮火开始登陆，大雪没膝，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悬崖，只能手脚并用往山顶上爬。有许多战友摔进了山谷，滚到山下，尸体都找不到了。我们艰难的爬了一天一夜才到了山顶。敌人的炮火异常的猛烈，几百架敌机在头顶盘旋轰炸扫射。下山更难了，不知摔了多少跤。到后来索性将枪抱在怀中，缩成一团向山下滚去。我们冲下山后，敌人已经仓皇南撤了，“叁八线”就这样被突破了。当时正值1950年除夕，我们当时提的口号是“突破”叁八线，向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拜年，我们用鲜血和行动实现了我们的誓言，战后我连被军队评为“突破叁八线”大功连。 全连仅剩30余人，有人掉队或逃离部队。阵地上堆起许多大石头，弹药不够用就是用石头也要将敌人砸下去。四名战友被敌人的坦克碾死。教导员不时起来高呼：“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人在阵地在” 突破“叁八线”后，在我们部队的正面的伪8师全线南撤了。我连在突破“三八线”时减员严重，只剩下50余人，这时由于战线过长补给十分困难，吃的是炒面，喝的是雪水，有时还保证不了供应，身上的弹药很少，我们部队沿着小路向南急进，路上不断遭到敌机轰炸、扫射以迟滞我们前进的速度。 突破“叁八线”后的第叁天，我连由于前进速度快。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到敌后，当时的位置已接近北纬37度线。我连一路急行军来到了一个小山头上，我们叫它无名高地，山脚下有一条公路直通南方，不远处有一条江约50米宽，江上架有一座木桥，此桥是通向南方的必由之路。我们占领了无名高地后，迅速构置简易工事，堆起了许多石头，经清点全连仅剩30余人，路上许多人掉队或逃离部队，有的混入朝鲜的村庄，有的试图逃回国内，被后续部队抓获，但是，多数被敌特杀害。有人在行军路上不断和我嘀咕要往回跑，被我多次制止。一天夜里他真的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抓住，他慌称说是肚子疼掉队，后来随我军别的部队战斗直至回国。授军阶时，他所在的军坦克团派人来专门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为了保护这些幸存下来的战友，为其作证说：“他的确是身体不好而掉队。”这样他没有因此在部队中影响前途而直至离休，这是后话。 这时我连已与营团失去联系，只有营教导员跟随我连行动，连长命令我去营部联络，我背着一支卡宾枪，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的出发了。夜沉沉的，不知摔了多少跤，到现在摔断的左侧肋骨恢复后还和右肋不一样，遇到天气不好时还隐隐作痛，然而当时并不知道是骨折了。我找了一夜，也没和营部联系上，这时我发现公路上敌人南撤部队黑压压的一大队往南拼命的跑。公路上全部是坦克、汽车拖着大炮一眼看不到尾。我连忙顺原路返回向营教导员和连长汇报了情况，几位首长分析了敌情判断出我连己插至敌人的心脏。没有上级的指示，可敌情已摆在这了，不能让敌人这样顺顺当当的跑掉。也就是说当时我连是自觉站起来阻击敌人南撤，而为后续部队赢得歼灭敌人的时间。由于我连当时的兵力很少，连长命令所有人都拿起武器准备迎接这场恶战。 我们把所有的弹药都集中了起来，手榴弹捆成捆准备将桥炸掉，在阵地上堆起许多大石头，弹药不够用就是用石头也要将敌人砸下去。这时我们阵地前面出现了敌人的大队坦克，规模是一个坦克团，连长命令一名战友去将桥炸掉，这名战友跳出阵地，抱着一捆手榴弹向山下冲去。在接近桥时被坦克发现，由于没有经验被敌坦克碾死。 就这样连续冲下去4名战友，全部牺牲在敌人坦克的履带下。指导员聂西林一看急了，他是突破“叁八线”后调入我连的，他是位老“八路”出身的干部，头脑很机灵，他抱起一捆手榴弹冲下山去，迎面冲过来一辆敌坦克，他被敌人发现，他抱着手榴弹和敌坦克兜圈子，敌人也不用机枪还想碾死他，他左躲右闪和敌坦克周旋。这时又冲下来一名战士，抢过聂指导员的手榴弹，迅速冲到桥下放置好。这时敌坦克也顾不上别的了，纷纷从桥上隆隆开过，大约逃掉了五六辆。这时那名战友拉响了手榴弹，由于手榴弹威力不够只将桥炸开了一个大洞，并没有全部炸断，但是敌坦克和汽车大炮已无法通过了，那名战友在撤回阵地的途中被敌坦克机枪击中牺牲了。而聂指导员在爬回阵地的途中被敌机投掷的燃烧弹烧着了全身的棉衣，他顺势就地一滚，并脱掉了棉衣，撤回了阵地。战后他被评为“大功臣”。
敌人的坦克、大炮无法过桥了，在公路上挤成一团，乱哄哄的，大股的敌人蜂拥着往桥上挤，许多敌人摔进江中，而有约一个连的美军开始向我连据守的阵地发起了攻击，我连当时兵力很少，弹药不多，仅剩下两挺轻机枪，大家集中火力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开火，并顺山推下大石头，硬是用这种战术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人见攻不下，便扔下大批尸体仓皇南撤了。战斗进行了一天，已近黄昏，敌人的大批坦克和大批汽车大炮全部扔在了我阵地前面，此时敌人发动
了一次最猛烈的进攻，约有300多美、伪军向我连发起了进攻。我们全连只要是能动的全都上了阵地，轻伤员帮助机枪手压子弹，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敌人的炮火将我连的阵地全部覆盖，不断地有战友牺牲。
我连后来补充来的一名战士是一名日本人，他是当年驾驶飞机轰炸沈阳时被国民党军队击落，而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再后来这支国民党的部队在平津战役中被我军歼灭。这个日本人又参加了解放军，后补充到我连。他的枪法很准，会驾驶坦克、汽车。他用步枪在100米左右距离，射入敌坦克望孔，击毙了两辆坦克上的全部敌人，极大的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使得敌坦克不敢再来进攻。在一次我连向敌人发起反击时，他冲到敌人扔下的坦克里试图开到桥上阻止敌人逃跑，被连长制止。战后他和我们一同回到国内，他的未婚妻从日本辗转来到中国，我们在静海县为他俩举行婚礼，后来他俩回了日本。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教导员不时的站起来高呼：“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人在阵地在。”以鼓舞大家的斗志，不幸被躲在一辆坦克后的一名美军一枪击中腹部壮烈牺牲了。这时我奉命再一次去联络部队，我在山后找到了我营8连,将他们带了过来。这百余名生力军到达后，我们立刻向敌人发起了反击，这个连队由于战斗经验不足，其中的一、二排压冲下山后，被敌坦克发现，全部牺牲在敌坦克机枪下，剩下的3排编入我7连。我和副连长冲下山后，另一名通信员吴水成也随后冲了下来。这时敌阵大乱，无心恋战，望风而逃了。 我们也顾不上追击敌人，跳上汽车开始搜索武器，弹药和食物、鸭绒被等各种战利品，在搜索到一辆汽车时抓到了几名美国兵，他们当时根本不抵抗，吓得浑身哆嗦生怕我们杀了他们，嘴里不停的说话，我们谁也听不懂，他们那意思就是求我们别杀了他们。我们将他们押下汽车，这时公路上又退过来大队美、伪军，看规模有一个营。我们连忙往山上撤，吴水成动作慢了，被敌军抓住当了俘虏，战后交换战俘时被交换回国，被军事法庭以投敌罪判了10年徒刑。据后来战友们讲，他当时没有想起副连长和我同他在一起，而向法庭说了其他战友的名字，而其他战友不太了解情况，在法庭调查取证时没有得到准确的证词而被无情地判了刑。这个同志不是投敌，只是由于动作太慢，又没有战斗经验所至，这是很多年以后才听说的，已无法挽救了。 战斗至晚上10点左右，我军的大部队赶到，我们配合大部队开始围歼残敌，当时被包围的土耳其旅，死不投降，他们利用废弃的车作掩护，疯狂地向我们射击，由于我们从未和他们交过锋，对他们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我们冲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只好停下来等援军，后来我增援部队赶到，将这些顽固的敌人歼灭了，这场战斗有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激战无名川》曾提到过。 追击上来的部队除我军的主力外，还有38军的一支部队，他们是一支久经沙场的部队，战斗素养很高，扫荡这股残敌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打扫战场时，他们将敌人抛弃的汽车、坦克全部开走了，为此与我连发生了争执，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的，由于我连没有人会开汽车、坦克的，即使是友军不开走，我们当时也只好炸掉，对我军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可当时我们的心虽很不服气，不仅汽车大炮没得到，还被他们嘲弄了一番，这也反应了我们部队的素质是低的。再补充说一点，被我们抓到的那几名美军俘虏得到了我们的优待，和我们一同吃炒面喝雪水至战斗结束。被我们交到团部，后来情况不详。 武凤山上坚守了7天7夜，全连仅剩下14个人。树上挂着战友的肠子、大腿。当时也不知道那些生马肉是怎么吃下去的。亲爱的战友们，安息吧 无名高地激战后，我连仅剩30余人。部队得不到补充休整，奉命继续向南追击，沿途遍地都是敌人扔下的物品，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敌人南撤也很仓促，从缴获的罐头多是蚕豆黄豆分析这时敌人的补给也不行了，战争初期敌人吃的是肉、面包、喝的是啤酒。这说明敌我双方的战线都过长了，支撑这么多部队作战负担太重了。敌人被迫退至南朝鲜南部后，我团进至武阴地区坚守，双方都需要休整。我们休整了数日后，敌人开始了向北反攻，双方当时都在为领土而战，这就是我军由进攻转入防御的战斗的开始，即后来这样的战斗打了3年至朝鲜战争停战。 南朝鲜土地肥沃多是平原。武阴山山脉是我军据险可守的屏障，恶战在即。我们构筑了工事阻击敌人，当时提的口号是“天安门就在我们身后，我们决不后退半步”，我师594团守武阴山主峰，我团在其右邻，这个山叫武凤山。 敌人的进攻开始了，成百上千架的敌机向我地面部队轰炸、扫射，炮火将我阵地上的土炸翻了好几遍，山头被削掉了好几米。这时伪8师，即会德里我团正面的敌人，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向我团据守的阵地发起了进攻。 在我连的正面，敌人集中了约300多人，向我连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我当时在阵上摆了3支卡宾枪、4支步枪和许多手榴弹，相当于一个班的火力。敌人步兵进攻时，我就用这7支枪来回射击，说不清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在我的阵地前面敌人的尸体越来越多。没有弹药了，我就利用战斗间隙在敌人尸体堆中收集，就这样用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用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战斗中我方的伤亡也很大，我连一班即由8连补入的，在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中，他们所据守的第一道防线被敌人突破，全班除一名战士负伤爬回连主阵地外全部牺牲，这名负伤的战友也由于得不到救治，而在战斗到第二天时因流血过多牺牲了。 阻击战打得太激烈了，全连仅有的两挺机枪，突突地叫个不停，肩负着重要的阻敌责任。一名机枪手叫孙纯彦，听起来名子很动听，是个大个子，体重有180多斤，是一名“解放战士”，枪法很准，战斗中4个轻伤员帮他压子弹，他端着机枪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段。一次战斗中约有30多个敌人向我守的这段阵地发起猛攻，我用7支枪交替打，但是，火力太弱不能阻止这么多敌人。这时敌人已冲到离阵地很近的地方，纯彦见到后，端着机枪冲了过来，跳出阵地向敌人扫射，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右胸，他还坚持打完了枪中的子弹，倒在了阵地前面，这时连长命令连理发员许广来去将孙纯彦背回来，许广来是和我一块参军的，和我关系很好，他冲了出去后怎么也背不动孙纯彦，跑了回来被连长训了一顿，叫我给他一支枪、5发子弹去守阵地。孙纯彦被康永庆背了回来，放在一个防空洞中，康永庆一直守护着他至战斗结束，后来在我部后撤时，纯彦因伤势过重牺牲在回来的路上。许广来打了5发子弹后，又找我要了5发子弹刚打了两枪，一发炮弹落在身边，一块弹片削掉了他半个头和一只胳膊，我们把他抬回防空洞时，他还用微弱的声音问我伤势怎样，我安慰他不要紧，等战斗结束了一块回家。他没挺多久就牺牲了，回国后他的母亲听说我们回国了，还托人写信询问她儿子的情况，由房振武代表我们几个给他母亲回信说“许广来光荣负伤留在朝鲜医院养伤，没和我们一起回来。”这样安慰了一下他母亲，至于后来当地政府怎样通知的家属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在武凤山上坚守了7天7夜，我连的阵地始终牢牢抓在我们手中，7天7夜没有饭吃，喝的是雪水，吃的是炒面。敌人的飞机大炮不停的轰炸扫射，每个人的脸都被烟熏得黑黑的，只有牙是白的。许多牺牲的战友身上一点伤也没有，他们是被炮弹爆炸的声音震死的。第7天接到命令由友军一部接替我们。这时全连只剩下14个人了，我们由山上撤下来时，友军在山下的后勤部队遭到了敌人的轰炸，许多汽车被炸毁，一些骡马被炸死在公路上，最让人惨不忍睹的是一些文工团的女演员被炸死，树上挂着许多肠子、大腿等器官，损失很大。我们7天没吃饭了，就割了些马肉吃。这时友军的一名干部哭着说：“同志们别这样，这马随我们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又打回朝鲜，它们是有战功的。 我们当时的确是饿坏了，现在想想，当时那些生马肉是怎么吃下去的?我们把车上的棉衣每人换了一身，将入朝时的服装扔下就匆匆北撤了。 部队照命令准备北撤时，连长得了莫名其妙的病，高烧、无力，头发大把大把地掉，症状和炊事班长杨文奎的病很相似，现在看来是敌人扔下了细菌弹，不然不会传染得这么快，大家将身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集中起来，我给他送到了他隐蔽的防空洞中，告诉他部队要回国了，上级的意见你暂时留下等收容队，连长当时就哭了。后来据说被友军救回国内复员回家了。我安慰了他一阵后就走出了防空洞，没走出多远我也浑身打颤发起了高烧，症状和连长的一样，连路都走不了，我当时马上意识到我被传染了，这时路上已没有人了，是人求生的本能驱使我沿着公路向北爬，一直到天黑昏了过去。 我被弄醒时，是军队收容队的一辆马车停在身边，据赶车的战友讲是驾辕的马发现路上有人而跑到路边，这才停车。当时车上的伤病员已坐满，没有地方了。赶车的战友用绳子将我捆在了车帮上，这样一路颠簸到了一个村子，我才赶上了我们连队。大家围过来问明情况，才知道我被传染上了疾病。部队仍要北撤，我走不了路，康永庆、房振武、马友山商量：“咱们一块出国作战的没剩下几个人，别扔下他?得给他找匹马或牛什么的。” 他俩挨门挨户地找，朝鲜百姓大多生活很苦，又害怕日后麻烦，许多人家根本连门都不开，好不容易敲开了一家的门，发现院子里拴着一头牛，很暴躁，康永庆拿出一支金笔想换这头牛，起初对方说朝鲜话后来就说中国话了，才知道他是山东逃过来的农民。他说什么也不肯，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只好扔下金笔强拉着牛走了。康永庆的脚还被牛重重的踩了一下，一瘸一瘸的。他俩将我捆在牛背上，房振武怕把我脚冻伤了，撕下他穿的大衣袖子，捆在我脚上。这样一路上我趴在牛背上，康永庆牵着牛。我们撤至新义州，才踏上了回国的列车，如果不是这些战友，我不可能回国了。 康永庆回国后，于1955年被授中尉军阶，后复员回家，失去联系几十年。后来，我做了某宾馆的书记才费力找到他，将他请到宾馆休息了几天，回忆起了很多往事和战斗经历。分别几十年后重逢我们都很激动。而遗憾的是房振武，他转业后留给我的工作单位名称是“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于卡煤矿”。我写过许多封信都没有收到回音，估计是不是“文革”被迫害死了?或是有了什么变化?总之下落不明了。马友山回国后就复员回家了，在家乡务农，杨文奎回国后病好了，复员回了内蒙老家，到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估计是发生大的变故。想想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忆起往事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是幸运的。 那场有史以来的最残酷的战争结束50年了。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那是一场国力军力悬殊的较量，那是一场对后人留下启迪的战争。回忆这段历史无疑会使我心潮起伏，那些惨烈的战争场面重新浮现在眼前，我的那些战友没有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没有牺牲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却倒在了异国他乡。他们用自己血肉之躯撑起了共和国的尊严，换来了50年的和平，这些可亲可敬的战友，你们在九泉之下能听到人们对你们的赞美吗?我想能!为了一种尊严而战!为了一种信仰而战!用这庄严的宣誓能够告慰英灵：亲爱的战友们，安息吧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请大家记住这些从184名战友中幸存下来的战士、这14名与我生死与共的战友康永庆、房振武、杨文奎、马友山、褚重夫、刘炳海、藏振国、江福春、张良、吴庆寿、许振学、江夫、聂西林。
编后记：文中的主人老父亲叫许振学，1950年10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系66军198师593团3营7连战士。入朝那天即碰上了遭遇战，行军，打仗，阻击，追击，饿了一把炒面，渴了一把雪，一直打到南朝鲜。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参加了第一、二、叁、四次战役和无数次战斗，到1951年5月返回祖国时，184人的连队仅生还了14人。他们抗击美帝及其帮凶时所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那些为保家卫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他们的精神将激励我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献身于把祖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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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2-23 16:22:00
